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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的疑点

作者:Marshall2022-06-07      来源:爱上历史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初,乾隆帝在第二次南巡途中,于徐州召见河南夏邑籍的致仕布政使彭家屏。彭家屏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使百姓受困。在查证属实后,图勒炳阿被革职查办。

但很快,由于乾隆帝发现夏邑有人收藏吴三桂的伪檄文,案件转向对彭家屏是否收藏敏感文字、书籍的追查。五月乾隆帝回銮京师,彭家屏承认家中藏有明末野史禁书,七月被赐令自尽。自民国以来,此案被解释为一个文字狱,其详细内容,已有专论。

然而这个案件也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是当从段昌绪家发现吴三桂伪檄文后,本来与彭家屏没有瓜葛,但乾隆帝却非常坚定地认为彭家屏家肯定也会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即应委大员前往伊家,严行详查”。

乾隆帝何以相信彭家屏必然有违逆的藏书或文字?其次,在发现伪檄文后,乾隆帝立刻将办案的重点由匿灾转移到对反清思想的追查上,“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

皇帝立刻将已经革职准备发往军台效力的图勒阿炳官复原职,并让其协同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一起办理彭家屏收藏违禁书籍之事,显然是要置彭家屏于死地。

早在上个世纪初,孟森曾专门排比资料,撰写《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字狱。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20世纪30年代整理的《清代文字狱档》(增订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将彭家屏案列入第七辑。

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也提到彭家屏案是私藏禁书文狱的开端。郭成康在《乾隆大帝》(华侨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有专节比较详尽、深入地论述彭家屏案,认为彭家屏案让乾隆帝感觉到了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的威胁,开始考虑如何一劳永逸地销毁悖逆书籍,并整肃、震慑那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汉族臣民。

李伟敏《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兰州学刊》2007年第9期)一文利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四期公布的一些相关档案作了研究,也提出彭家屏案成为乾隆时期后来大规模禁书的一个重要诱因。

第三,彭家屏虽承认收藏明末野史,但已被销毁,乾隆帝和所有办案官员始终没有见到禁书,唯一的证据是图勒炳阿查出的《大彭统记》,实际也只是彭氏家谱。

基于以上三点,很容易让人觉得乾隆帝将彭家屏赐死抄家,其借口实在牵强,实为冤案。民国四年(1915),彭氏后人上书财政部,要求给彭家屏平反,返还家产,获民国政府批准,予以昭雪,并为彭家屏立传建立专祠。《夏邑县志》记载:“公迎跸陈诉,上官衔之,讽县以藏逆檄事陷之,逮问赐死。”这种叙述只是将责任归罪于“上官”图勒炳阿的陷害,而没有涉及皇帝本人。

那乾隆帝为何冤杀彭家屏?后世史家有两种推测,一是彭家屏以缙绅言利病,触犯了专制皇帝而惹祸上身;二是认为乾隆皇帝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而杀之,目的在于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族士人反抗。

然而,这两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在实录中保存下来的乾隆朝上谕,以及一些未刊档案材料表明,彭家屏很早就卷入到雍乾之际的党争中,在乾隆初期李卫与鄂尔泰一派的角逐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乾隆帝本人也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彭家屏在仕途上的兴衰荣辱,甚至最后被杀,都与这种朋党政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乾隆帝政治思想的变化。

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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