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土会盟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主持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诸侯盟会。公元前632年，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后，联合齐、宋、鲁、蔡、郑、卫、莒等国，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举行会盟。此次盟会不仅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更重塑了春秋时期的国际秩序，成为后世研究春秋政治格局演变的关键节点。
一、会盟背景：晋楚争霸与中原危机
践土会盟的直接导火索是晋楚城濮之战。楚国自楚成王时期崛起，通过吞并周边小国、控制郑、陈、蔡等中原诸侯，逐步将势力范围扩张至黄河流域。晋国则在晋文公重耳即位后，通过“退避三舍”的谋略与秦、齐结盟，形成对楚国的战略包围。城濮之战中，晋军以少胜多，击溃楚军主力，迫使楚国退回南方。
战后，中原诸侯面临两大困境：
权力真空：楚国败退后，郑、卫等国陷入无主状态，需新霸主维护秩序；
周室衰微：周襄王虽为天下共主，但无力约束诸侯，需借助强权稳定局势。
晋文公抓住这一契机，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召集诸侯会盟，意图填补楚国留下的权力空白。
二、会盟过程：礼仪与权力的双重博弈
践土会盟的举行充满政治智慧与礼仪象征：
会盟地点选择：践土地处黄河以南，既是晋国势力范围，又邻近周王畿，便于周襄王参与，体现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图。
周王册封：会盟期间，周襄王亲自册封晋文公为“侯伯”（霸主），赐予“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等礼器，象征其霸主地位的合法性。
盟约内容：诸侯盟誓“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承诺共同维护周王室权威，但实际以晋国为核心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此次会盟的礼仪细节，如“乘车之会”与“兵车之会”的区别，反映了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实。晋文公通过“尊王”的表象，实现了“攘夷”与“称霸”的实质目标。
三、历史影响：霸权政治与华夏认同的深化
践土会盟对春秋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确立晋国百年霸业：会盟后，晋国成为中原事实上的领导者，其霸权持续至春秋末期，对楚、秦、齐等国形成有效制衡。
推动华夏联盟形成：晋文公通过会盟整合中原诸侯，构建了以晋国为核心的华夏联盟，共同抵御戎狄等外族入侵，强化了华夏文化认同。
开创霸权政治模式：践土会盟确立的“尊王攘夷”范式，成为后世霸主（如齐桓公、晋悼公）效仿的模板，春秋时期的国际秩序由此从“周王室主导”转向“霸主国主导”。
此外，会盟中的“礼仪规范”与“实力政治”的结合，体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秩序重构”的双重特征。晋文公既需遵守周礼以获得合法性，又需展示军事实力以威慑诸侯。
四、文化记忆：从历史事件到政治符号
践土会盟在后世被赋予丰富的政治与文化内涵：
儒家经典中的典范：《左传》将践土会盟视为“尊王”的典范，强调晋文公“继齐桓之业，尊天子以令诸侯”的功绩。
法家视角的批判：韩非子则批评晋文公“以力服人”，指出“会盟之事，非明主之所贵也”，反映法家对霸权政治的警惕。
文学作品的演绎：唐代诗人胡曾《咏史诗·践土》云：“践土曾闻一战功，霸图由此振雄风。若非周室尊王策，楚国何来霸业空？”以诗歌形式概括会盟的历史意义。
这些文化记忆表明，践土会盟已超越具体历史事件，成为解读春秋政治、探讨权力合法性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