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是一个跨越朝代的文化符号。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卒于清康熙十年，一生历经明末动荡、清初易代，其人生轨迹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成为明末清初文学转型的典型代表。
一、生于明末：科举之路与仕途沉浮
吴伟业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读书人家，自幼聪慧过人，七岁入私塾，十四岁便能独立撰写文章。他的才华在少年时期便显露无遗，得到复社领袖张溥的赞誉：“文章正印在此子矣。”这一评价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以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开启了他与明末政坛的紧密联系。
在明末动荡的政局中，吴伟业历任湖广乡试主考、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官阶虽逐步提升，却因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屡遭牵连。崇祯十年（1637年），他因“党局纷争”被贬谪，但很快复职；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迁任左庶子，却因目睹明王朝的衰败而心生退意。弘光朝建立后，他短暂担任少詹事，但因马士英、阮大铖专权，仅两月便愤然辞归。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对政治的清醒认知，也为其后期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易代之际：隐居与出仕的矛盾挣扎
清军南下后，吴伟业选择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的身份主持东南文社活动，声望日隆。然而，清廷的招揽与老母的敦促，使他陷入两难境地。顺治十年（1653年），他被迫应诏北上，历任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这段仕清经历成为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也引发了后世对其“气节”的争议。
在京期间，吴伟业虽官至祭酒，却始终未能进入权力核心。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在党争中失势被贬，更让他深感仕途险恶。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以丁忧为名南归，从此不复出仕。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创伤，晚年常以诗词表达悔恨之情，如《自叹》中“误尽平生是一官”的悲叹，正是其内心矛盾的真实写照。
三、清初文坛：梅村体的开创与诗史价值
隐居江南后，吴伟业将全部精力投入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梅村体”叙事诗风格。这一诗体以七言歌行为载体，融合史笔与诗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宏大的叙事，再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与人物命运。其代表作《圆圆曲》以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揭露了明清易代的历史悲剧，被诗评家誉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新高度”。
除诗歌外，吴伟业在戏曲、书画、史传等领域亦有建树。他的传奇《秣陵春》以历史与虚构交织的手法，表达了遗民的黍离之悲；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则通过历史人物的命运，隐喻了明末文人的困境。在书画方面，他的《行书临李邕〈神女赋〉并梅邨图卷》等作品，展现了其深厚的艺术修养。
四、时代烙印：遗民心态与文化传承
吴伟业的一生，是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既无法摆脱传统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又在易代之际被迫屈节仕清，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其创作始终。在《临终诗》中，他自述“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道出了遗民文人的普遍困境。
作为娄东诗派的开创者，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梅村体”不仅被清代诗人广泛模仿，更成为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其作品中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反思，使诗歌具有了“诗史”的价值，为后世提供了观察时代变迁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