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接受"开府治事"的特殊授权，这种将相权与君权高度融合的安排，在三国时期绝无仅有。然而，仅三年后夷陵之战爆发，刘备却不顾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定力，执意发动对东吴的战争。这种从"言听计从"到"战略分歧"的转变，折射出权力结构、集团利益与个人性格的多重博弈。
一、权力结构的重构：从"创业团队"到"官僚体系"
（一）创业期的"核心-外围"结构
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出山时，刘备集团尚处于流亡状态，其核心团队仅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此时诸葛亮凭借《隆中对》的战略规划，迅速成为集团"大脑"，其权力来源于刘备的绝对信任。这种信任在赤壁之战前达到顶峰：当鲁肃提出"孙刘联盟"时，刘备当场表示"吾事毕矣"，全权委托诸葛亮处理外交事务。
（二）称帝后的"三足鼎立"格局
随着益州、汉中的相继夺取，刘备集团演变为由荆州集团（诸葛亮、关羽等）、东州集团（法正、李严等）、益州本土集团（黄权、谯周等）构成的政治联合体。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时，"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其权力直接威胁诸葛亮的核心地位。这种权力分散化，迫使刘备必须通过平衡各方势力来巩固统治。
（三）相权的制度性约束
刘备称帝后，虽授予诸葛亮"领益州牧"的实权，但同时设置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制衡相权。当法正去世后，刘备选择东州集团代表李严而非诸葛亮嫡系蒋琬担任尚书令，这种人事安排暴露出对相权的警惕。正如《华阳国志》所载："先主以法正死，用李严代之，欲分丞相权也。"
二、战略目标的分歧：从"生存优先"到"扩张冲动"
（一）隆中对战略的阶段性失效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设计的"跨有荆益、两路出兵"战略，随着关羽失荆州而彻底破产。此时蜀汉仅剩益州一隅，人口不足百万，军力不过十万。诸葛亮主张"闭关息民"，通过十年休养生息恢复国力，这种战略被陈寿评价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
（二）刘备的"情感驱动型"决策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败亡后，刘备面临双重压力：其一，荆州集团要求收复故土的呼声高涨；其二，个人情感上必须为结义兄弟报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当赵云劝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时，刘备竟怒掷杯盏："朕意已决，勿复多言！"这种情绪化决策，与诸葛亮"联吴抗曹"的理性战略形成鲜明对比。
（三）军事能力的现实落差
诸葛亮虽被《三国演义》神化为军事奇才，但正史中其直接指挥的战役仅有南中平叛和五次北伐。反观刘备，汉中之战"积军粮、砺兵器"的战术执行，以及夷陵之战"连营七百里"的防御体系构建，显示出更强的实战能力。这种能力差异，导致刘备对诸葛亮军事建议的接受度逐渐降低。
三、集团利益的博弈：从"同舟共济"到"派系制衡"
（一）荆州集团的相对衰落
随着关羽、张飞、马超等荆州派将领相继去世，诸葛亮成为该集团唯一代表。据《季汉辅臣传》统计，章武元年（221年）蜀汉政权中荆州籍官员占比从建安初期的65%下降至38%。这种权力稀释，迫使刘备需要通过提拔东州、益州集团来平衡朝局。
（二）法正事件的象征意义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劝刘备取汉中时，诸葛亮曾表示"法孝直为之若在，必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这番话暴露出两个信息：其一，诸葛亮承认法正在刘备心中的特殊地位；其二，暗示自己已无法完全影响刘备决策。法正去世后，其推荐的许靖被任命为太傅，继续维持东州集团的影响力。
（三）李严事件的权力较量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东征前，特意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这种安排被裴松之注解为"欲以制丞相"。当诸葛亮后来提议"开府治事"时，李严立即上书要求"分土封侯"，这种权力争夺直接导致北伐军粮运输的延误。
四、历史评价的再审视：君臣关系的本质
（一）白帝托孤的政治智慧
夷陵之战惨败后，刘备在永安宫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番话被后世视为"君臣信任"的典范，但深层逻辑是：通过公开授权稳定荆州集团，同时以李严为辅政大臣制衡相权，最终实现政权平稳过渡。
（二）诸葛亮的战略坚守
尽管面临权力制约，诸葛亮仍坚持"兴复汉室"的目标。建兴五年（227年）《出师表》中"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述，既是对刘备托孤的回应，也是对荆州集团政治理想的坚守。这种坚守最终促成蜀汉政权延续43年，远超同时期的曹魏（46年）和东吴（52年）。
（三）权力变迁的历史必然
从"隆中对"到"白帝城"，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经历了从"战略合伙人"到"制度制衡者"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个人情感的恶化，而是权力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三国之局，实为门阀政治之试验场，君臣关系亦不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