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高原与中亚草原的交界处，曾存在过一个短暂而神秘的王朝——起儿漫王朝（1224-1357年）。这个由成吉思汗之孙拨绰建立的政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引发了“是否属于中国历史”的学术争议。要解答这一问题，需从疆域归属、政权属性、文化认同三个维度进行解构。
一、疆域归属：动态版图中的历史交集
起儿漫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其都城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附近）距离中国历代王朝的直接统治区最远处超过2000公里。从传统史书的“中国”定义看，这一地区从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然而，历史疆域的界定需考虑动态变化。元朝时期，起儿漫作为察合台汗国的附庸，其统治者需向元廷朝贡并接受册封。元文宗图帖睦尔曾册封起儿漫君主为“镇西武靖王”，这一政治隶属关系使得起儿漫在法理上成为元朝宗藩体系的一部分。正如《元史·地理志》所言：“虽海外诸番，皆我臣妾。”这种宗藩关系为起儿漫纳入中国历史叙事提供了地理延伸的依据。
二、政权属性：蒙古帝国分裂的产物
起儿漫王朝的建立与蒙古帝国的分裂密切相关。1224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拨绰在阿富汗地区自立，标志着蒙古帝国中央集权的瓦解。起儿漫统治者虽保留蒙古贵族血统，但逐渐突厥化，其政权结构、军事制度均与蒙古本土产生差异。
从政权属性看，起儿漫更接近中亚突厥化蒙古政权，而非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然而，其统治阶层始终与元朝保持密切联系：起儿漫君主多娶元朝宗室女为妻，其继承权需经元廷认可。这种政治联姻与册封制度，使得起儿漫在政治属性上具有“中国藩属”的双重性。
三、文化认同：多元文明交织的样本
起儿漫王朝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质。其官方语言为波斯语，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但保留蒙古萨满教传统；军事制度采用蒙古怯薛制，行政体系却模仿波斯帝国。这种文化混杂性，使得起儿漫既非典型的中原王朝，也非纯粹的中亚政权。
在文化认同层面，起儿漫与中国的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元朝通过驿站制度、宗教政策（如扶持藏传佛教）对起儿漫施加文化影响；其二，起儿漫贵族通过通婚、朝贡等方式主动融入元朝政治体系。正如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所言：“起儿漫之主虽居葱岭之外，然其心向中华。”
四、学术争议：现代民族国家视角的局限
关于起儿漫王朝的历史归属，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其地理、文化上的中亚属性，认为应归入中亚历史；另一种观点则基于其与元朝的宗藩关系，主张纳入中国历史范畴。这种争议本质上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对传统历史观的挑战。
若以“中国历史”定义为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区域，起儿漫显然不符；但若从“大中华历史圈”视角出发，考虑政治隶属、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起儿漫可视为中国历史在欧亚大陆西端的延伸。正如学者姚大力所言：“元朝的天下体系，打破了传统农耕文明的边界，将中国历史推向更广阔的欧亚空间。”
五、历史镜鉴：超越疆域的文明对话
起儿漫王朝的案例，揭示了历史研究中“中国”概念的流动性。在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大陆网络中，政治实体、文化认同与疆域边界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起儿漫虽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王朝”，但其与元朝的政治互动、文化交流，构成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重要篇章。
从这一角度看，起儿漫王朝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是否属于中国历史，更在于它展示了13世纪欧亚大陆文明交融的独特样态。这种交融既包括蒙古骑兵的征服，也包含波斯商人的驼队、景教修士的经卷，以及元朝使节的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