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汪精卫投靠日本，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其实早期的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也曾舍身取义刺杀晚清大臣，不过后期叛国投敌，实在可惜，引得人人得以诛之，那么他最后的真实死因真的如资料所说，是病死在日本的吗？
汪精卫早年中枪之后留在脊椎骨的子弹一直未能取出，在1943年11月旧病复发，赶赴日本治疗。初见疗效后，回到上海住进虹桥医院。此事被蒋介石得知，蒋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 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1939年，汪精卫发表演讲
汪精卫乃一代奸雄，对于他的死因，“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汪逆遇刺，弹留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
汪精卫与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在一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
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 “命不该绝”吧。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大汉奸汪精卫和侵华日军
争权夺利，蒋汪分裂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不过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面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戴笠的暗杀团阵容坚强，决心也大。而且多次出手，居然没有要了汪精卫的命，只能说是“命也，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