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207年），27岁的诸葛亮推开隆中茅庐柴门，望着雪地上三行清晰的脚印，做出了影响三国格局的抉择——接受“织席贩履”的刘备三顾之请。这场被《出师表》记载为“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的君臣际会，在千年后仍引发争议：诸葛亮是否后悔过这个选择？从历史细节与政治逻辑的双重维度审视，答案藏于理想主义与现实博弈的交织中。
一、理想主义的选择：汉室正统与士人担当
诸葛亮选择刘备的首要动因，源于东汉末年士人阶层的政治理想。作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刘备的宗室身份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与世袭江东的孙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合法性。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正是基于对正统性的认可。这种选择与儒家“忠君报国”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他曾在《诫子书》中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辅佐汉室后裔成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最佳路径。
荆州士族集团的地缘纽带亦强化了这一选择。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其本人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与庞德公、庞统、马良等荆州士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刘备在荆州期间“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品质，以及“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的态势，为诸葛亮提供了实践战略构想的舞台。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的结合，使诸葛亮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现实博弈的考验：权力格局中的进退之道
尽管《三国演义》将刘备塑造成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明主，但真实历史中的权力关系更为复杂。赤壁之战前，刘备因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在东吴效力而心存戒备；入川之战时，法正、庞统成为更受信任的谋士，诸葛亮被安排留守荆州并受关羽监管。白帝城托孤时，刘备“若孺子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实为对诸葛亮的终极测试，李严的托孤大臣身份更凸显牵制意图。
然而，这种权力制衡并未动摇诸葛亮的政治根基。刘备称帝后任命其为丞相，托孤时赋予“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权力，甚至允许其开府治事。诸葛亮通过五次北伐将个人政治资本转化为国家战略，即便首次北伐因错用马谡失利，仍能以“鞠躬尽瘁”的姿态维系政权稳定。这种在权力框架内的灵活运作，展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现实智慧。
三、历史评价的镜鉴：遗憾与成就的辩证
后世对诸葛亮选择的争议，多聚焦于三大“遗憾”：错跟刘备、错信马谡、错娶黄月英。但深入分析可见，这些所谓“遗憾”实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错跟刘备”论的破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径与诸葛亮忠义观冲突，孙权政权依赖吴郡士族的结构使其难有施展空间。反观刘备阵营，诸葛亮通过联吴抗曹、治理益州、平定南中、五次北伐等举措，将个人才能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管萧之亚匹”的政治抱负。
“错信马谡”的教训：街亭之失暴露了诸葛亮用人偏重谋略而忽视实战经验的局限，但这也是其推动“察举制”选拔人才体系的代价。此次失败促使他调整战略，后续北伐中更注重军事与政治的平衡。
“错娶黄月英”的争议：黄月英虽貌丑但才德兼备，其父黄承彦的荆州名士身份与蔡瑁家族的联姻关系，为诸葛亮提供了关键的政治资源。这段婚姻实质是士族联姻的典型案例，符合东汉末年“婚姻通世家”的政治逻辑。
四、历史定位的确认：超越个人得失的格局
从历史结果看，诸葛亮的选择成就了三国时期最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权。他通过《蜀科》建立法制体系，推行屯田政策增强国力，发明木牛流马、诸葛连弩提升军事技术，其《出师表》更成为忠臣良相的道德范本。东晋桓温追封其为“武兴王”，后世以“武侯”尊称，皆证明其政治遗产超越了个人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