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1796年—1804年），又称为川楚教乱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教匪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教匪联合。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起义军。经数次激战，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军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起义被平定。
战争起因
人地矛盾激化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川楚陕交界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随之迅速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川楚地区的人们，多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川楚地区人民从事的生计，大抵属于季节性劳动，山地经济活动受季节性制约。另外，在采集等行业中，依赖于自然的因素过多，如某些物产的丰欠往往受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而极不稳定。由于山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
清廷控制薄弱
湖北、四川两省贪污腐败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一遇到搭棚居住的流民求助，便敲骨吸髓，坑害流民。经常以各种名义进行巡查，山民受到差役的凌虐，无可申诉。而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便视为奇货可居。每次遇到巡查的事，因为差役过于繁重，大多数山民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而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诈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封建政府的保甲法并未在此范围内认真贯彻实施，大有反抗势力可藏身的空间。保甲本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年之中，迁徙数处，即使是已经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处，山内村落绝少，毗邻而居的也要相距数十里。虽然从康熙到嘉庆时期，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此种“村落绝少”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内的工厂或处于流动状态中，设置保正甲长，也是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稽查。
清朝在川楚地区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战斗力弱。白莲教起事之前，清政府未能在以巴山老林为主的川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镇戍体系。在当时，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绿营军队，由汉族兵丁组成，其主要职能多为维持社会秩序，并不具有开展军事行动的职能。此外，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四川盆地中心清政府驻军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然而，即便兵丁数量增加，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川楚地区的地方治安。
战争结果
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白莲教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起义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起义军被全部镇压。
战争影响
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而且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乾隆后期，由和珅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教乱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川楚教乱平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领导的天理教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