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初三的黎明，长安城笼罩在薄雾中。当朝宰相武元衡如往常一样策马出靖安坊东门，准备前往大明宫早朝。突然，暗处传来一声“灭烛”，随从的灯笼应声而灭。未等众人反应过来，箭矢破空声划破寂静，武元衡的左肩中箭，随从四散奔逃。刺客从阴影中涌出，用木棒击碎武元衡的左腿，将他拖下马背，行十余步后割下头颅，扬长而去。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遭遇伏击，虽因毡帽厚重和仆人王义舍命相护侥幸生还，但身中三剑，伤势惨重。这起震惊朝野的刺杀案，不仅揭开了唐朝中晚期藩镇割据的残酷真相，更成为“元和中兴”进程中一个血色的转折点。
一、血色黎明：刺杀现场的惊魂时刻
武元衡遇刺的地点位于长安城东南的靖安坊，这里是权贵聚居之地。据《旧唐书》记载，刺客“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整个过程不过数分钟，却充满戏剧性：随从的灯笼被暗箭射灭，象征着朝廷权威的突然崩塌；刺客用木棒击碎武元衡的腿骨，而非直接刺杀，暗示其目的在于羞辱而非单纯取命；割下头颅的举动，更是对中央政府赤裸裸的挑衅。裴度的遇刺同样充满凶险，刺客第一剑砍断其靴带，第二剑刺中后背，第三剑直劈头部，若非毡帽缓冲，这位未来平定淮西的主帅早已命丧当场。
案发后，长安城陷入恐慌。巡逻的铺卒高呼“贼人杀害宰相”，声音传遍十余里，百官惶恐不安，甚至不敢出门上朝。唐宪宗闻讯后“痛哭失声，罢朝五日”，并下令金吾卫骑士“张弦露刃”护卫宰相出入，京师内外大举搜捕。然而，刺客留下的纸条“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却让查案人员畏缩不前，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二、藩镇暗战：刺杀背后的权力博弈
武元衡遇刺并非偶然，而是唐朝中晚期藩镇割据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自安史之乱后，河北、山东等地的藩镇逐渐形成独立王国，拥兵自重，拒不纳贡，甚至与朝廷公开对抗。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以父名上书请求继承节度使职位，遭唐宪宗拒绝。吴元济遂联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起兵叛乱，攻占舞阳、叶县等地，威胁东都洛阳。
唐宪宗力主削藩，任命武元衡为宰相全权统筹军务。武元衡坚决主张武力镇压，并推荐李光颜为将，在时曲之战中大败淮西军。这一胜利让藩镇感到恐慌，王承宗和李师道深知，只要武元衡在朝，朝廷绝不会妥协。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刺杀这位主战派领袖。
李师道是刺杀案的主谋。他不仅派遣刺客潜入长安，还暗中资助吴元济，并在洛阳制造骚乱，企图分散朝廷注意力。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则通过进奏院（藩镇在长安的办事处）派遣张晏等八人参与刺杀。张晏等人被捕后，在严刑拷打下供认罪行，但刑部尚书张弘靖怀疑其供词不实，建议深入调查，却被唐宪宗驳回。真正的刺客早已逃回淄青，张晏等人不过是替罪羊。
三、真相迷雾：替罪羊与政治博弈
武元衡遇刺案的调查过程充满政治博弈。唐宪宗急于为武元衡报仇，同时借机打击藩镇，因此匆忙处决张晏等人。然而，真正的凶手李师道派遣的刺客却逍遥法外。直到两个月后，东都洛阳捕获一批盗匪，经审讯才得知刺杀武元衡的幕后主谋是李师道。此时，唐宪宗已任命裴度为宰相，继续推进削藩战争，对李师道的追责被暂时搁置。
主和派官员在案件中的表现也值得玩味。他们不仅未积极追查凶手，反而上书请求安抚吴元济，建议停止用兵。诗人白居易因越职言事，上书请求缉凶，遭到主和派攻击，被贬为江州司马。这种反常现象反映出朝廷内部的分歧：主战派以武元衡、裴度为代表，坚决主张削藩；主和派则担心战争引发更大动荡，试图妥协。武元衡的遇刺，让主战派失去核心人物，朝廷一度陷入混乱。
四、血色余波：刺杀案的历史影响
武元衡遇刺案对唐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加速了唐宪宗削藩的决心。裴度接任宰相后，力主继续用兵，并在李愬雪夜袭蔡州的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生擒吴元济。淮西平定后，王承宗被迫献出两个州，李师道则被部将刘悟斩杀，传首京城。唐朝一度实现“元和中兴”，藩镇割据局面有所缓和。
其次，刺杀案暴露了唐朝中央集权的脆弱性。刺客竟能在天子脚下公然刺杀宰相，说明藩镇势力已渗透到长安，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下降。此后，唐朝虽多次试图削藩，但再未达到元和年间的成效，藩镇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央政府。
最后，武元衡的遇刺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白居易因上书被贬后，写下《琵琶行》等名篇，表达对时局的悲愤。后世史家对武元衡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赞其为“社稷之良臣”，也有人认为其削藩政策过于激进，导致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