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中，郑国作为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其爵位为伯爵。然而，郑国的第三位国君姬寤生却被后世称为“郑庄公”，这一称谓与爵位制度看似矛盾，实则蕴含着周代复杂的政治文化逻辑。本文将从爵位制度、尊称传统、历史语境三个维度，解析这一称谓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爵位制度：五等爵的等级与差异
周代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爵位高低直接关联土地封赏、贡赋标准与政治地位。郑国初封时为伯爵，属中等爵位，其国君本应称“郑伯”。例如，《春秋》记载郑国国君时，多以“郑伯”称之，如“郑伯克段于鄢”中的郑庄公，在事件叙述中仍被冠以本爵。这种称谓体现了周代礼仪制度对爵位的严格遵循——在正式场合或国际交往中，诸侯必须以本爵相称，以维护等级秩序。
然而，爵位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周代存在“爵称”与“尊称”的区分：爵位是官方授予的等级称号，而尊称则是基于政治地位、功绩或血缘的荣誉性称呼。例如，宋国为公爵，国君生时称“宋公”；齐国为侯爵，国君生时称“齐侯”；但郑国作为伯爵，其国君却常被尊称为“公”，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尊称传统与爵位制度交织的结果。
二、尊称传统：从“伯”到“公”的演变
郑国国君称“公”的现象，与周代尊称传统密切相关。在周王室内部，执政卿士常被尊称为“公”，如周公、召公等，这一称谓逐渐扩展至诸侯国中担任王室要职的国君。郑国前三代国君——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均担任周王室卿士，参与中枢决策，其政治地位远超普通伯爵。因此，他们被赋予“公”的尊称，以体现其与王室的紧密联系。
这种尊称并非永久性爵位升级，而是限于一代国君的荣誉。例如，郑庄公去世后，其子孙仍恢复伯爵称谓，如郑昭公、郑厉公等。此外，尊称的使用也受地域与语境影响：在郑国国内或非正式场合，国君可被尊称为“公”；但在国际交往或正式文献中，仍需以本爵“郑伯”相称。例如，《春秋》在记载诸侯会盟时，郑国国君均被冠以“郑伯”，以符合礼仪规范。
三、历史语境：郑庄公的政治地位与历史评价
郑庄公（前743—前701年在位）是春秋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诸侯之一。他通过“繻葛之战”击败周天子，确立了郑国的霸主地位；同时，他平定胞弟共叔段的叛乱，巩固了国内统治。其政治手腕与军事才能，使郑国成为春秋早期的重要势力。
郑庄公的尊称“庄公”，既是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也隐含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一方面，“庄”字谥号体现了其功绩——谥法中“庄”有“威严德信”之意，肯定了郑庄公的统治能力；另一方面，《春秋》通过“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以“伯”称之，暗含对其纵容弟弟叛乱的批评。这种矛盾称谓，反映了后世史家对郑庄公的双重评价：既承认其政治成就，又批判其道德瑕疵。
四、文化逻辑：称谓背后的权力叙事
郑国伯爵称“公”的现象，本质是周代权力叙事在称谓上的体现。在分封制下，爵位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工具，而尊称则是地方势力对中央的隐性挑战。郑国通过担任王室卿士，将政治影响力转化为文化符号——“公”的尊称，既是对其实际地位的认可，也是周王室权威衰落的象征。
此外，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周代称谓制度的灵活性。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传统礼仪逐渐被实用主义取代，尊称的使用更多基于政治需要而非严格礼制。郑庄公的“公”称，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