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6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这位开国皇帝以"太康之治"的短暂繁荣开启新朝气象，却在短短51年后目睹王朝崩塌。西晋的速朽，既是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所致，也是权力斗争、民族矛盾与统治集团腐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分封制：拱卫皇权的双刃剑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为对抗世家大族势力，采取"以宗室制衡外戚"的策略，大封27位同姓诸侯王，允许其"带甲万骑，出镇要地"。这种制度设计在初期确实强化了皇权，如秦凉之变中，凉州刺史牵弘依托宗室身份组织防御，延缓了鲜卑叛乱对西北的冲击。然而，随着晋武帝晚年怠政，诸侯王逐渐坐大。楚王司马玮掌管禁军，汝南王司马亮坐拥荆州兵权，赵王司马伦更以"八百死士"发动政变，这些军事力量的失控直接埋下八王之乱的隐患。
分封制的致命缺陷在于忽视了权力制衡的动态性。当诸侯王势力超越中央控制时，任何微小的权力失衡都会引发连锁反应。贾南风诛杀杨骏后，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的火并，本质上是分封制下权力真空的必然产物。这种制度性漏洞，使得西晋从建立之初就处于"强枝弱干"的危险状态。
二、八王之乱：权力游戏的失控狂欢
公元291年，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诛杀太傅杨骏，揭开八王之乱的序幕。这场持续16年的混战，本质是诸侯王对中央权力的零和博弈。赵王司马伦篡位称帝后，齐王司马冏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动员军队达20余万；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联合进攻洛阳时，动用的兵力超过30万。这些战役不仅消耗了西晋的军事力量，更摧毁了北方经济基础——洛阳城在战乱中被焚毁三次，关中地区"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军事将领的投机行为加速了王朝崩溃。东海王司马越在荡阴之战中临阵脱逃，导致晋惠帝被俘；石勒率领的羯族骑兵在宁平城之战中全歼10万晋军，这些事件暴露出西晋军事体系的彻底瓦解。当最后一个有实力的诸侯王司马越病逝后，西晋已无可用之兵，只能坐视匈奴刘渊建立汉赵政权。
三、统治腐化：从太康之治到永嘉之乱
司马炎前期推行的占田制曾使西晋出现"牛马被野，阡陌相望"的繁荣景象，但这种经济恢复缺乏制度保障。随着晋武帝晚年沉迷享乐，宫廷奢侈之风蔓延：太尉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与王恺斗富的闹剧成为时代缩影。这种腐化迅速传染至整个统治集团，九品中正制异化为门阀垄断仕途的工具，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僵化。
民族政策的失误加剧了统治危机。西晋对内迁匈奴实行"羁縻政策"，允许其保持部落武装，却未建立有效的同化机制。当八王之乱消耗中原实力时，匈奴刘渊以"复汉"为名起兵，迅速占领并州。永嘉五年（311年），刘聪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制造"永嘉之乱"，这场灾难导致中原人口锐减三分之二，大量世族南渡，形成"衣冠南渡"的历史大迁徙。
四、历史镜鉴：制度设计与权力制衡的永恒命题
西晋的速朽为后世提供深刻警示：权力制衡必须建立在动态平衡机制上。司马炎的分封制试图用空间换时间，却忽视了权力扩张的内在逻辑；八王之乱暴露出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斗争必然走向失控；统治集团的腐化则证明，没有监督机制的繁荣终将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