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桃杀三士”这个历史典故，可能有不少人都听说过，春秋齐景公时期的上大夫晏子，也就是晏婴，曾经用两个桃子，杀掉了当时的三个大将，这其中自然是免不了用上一些计谋了。然而，晏子这样的做法，千百年来却似乎从来没有人说他做得不对，从而谴责他的做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此狠的计谋，只用两个桃子就杀掉了三员大将，这难道不是一种损失吗?为何却从没有人谴责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二桃杀三士简介
二桃杀三士是中国古代一则历史故事，最早记载于《晏子春秋》，后演变成成语，表示用计谋杀人。
典故出自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四》。根据原文所述，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员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他们战功彪炳，但也因此恃功而骄，晏子为避免造成未来可能的祸害，建议齐景公早日消除祸患。
晏子设了一个局：让齐景公把三位勇士请来，要赏赐他们三位两颗珍贵的桃子;而三个人无法平分两颗桃子，晏子便提出协调办法——三人比功劳，功劳大的就可以取一颗桃。公孙接与田开疆都先报出他们自己的功绩，分别各拿了一个桃子。这时，古冶子认为自己功劳更大，气得拔剑指责前二者;而公孙接与田开疆听到古冶子报出自己的功劳之后，也自觉不如，羞愧之余便将桃子让出并自尽。尽管如此，古冶子却对先前羞辱别人吹捧自己以及让别人为自己牺牲的丑态感到羞耻，因此也拔剑自刎——就这样，只靠着两颗桃子，兵不血刃地去掉三个威胁。
后人以二桃杀三士一词表示“运用计谋杀人”的涵义;但在《晏子春秋》的原文之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古代权力分配与君王杀功臣的斧凿。该故事在秦汉时期就已广为流传，汉代的画像材料中常能看到此故事场景。汉代乐府诗《梁父吟》抒发了对三位勇士牺牲的感叹，对晏子的权谋也稍稍做了讽刺。《喻世明言》也有一章讲述此故事。
2、为何没有人谴责晏子
说到这段故事，人们往往会说，三个莽夫不知晏子之计，死不足惜。晏子也对鲁昭公说，这等有勇无谋的莽汉，多一个少一个无碍齐国国事。那么，齐景公就没有看出来这是晏婴的计策?为什么又容许他这样做?后人又为什么没有谴责他呢?
齐国在灵公时代就已经衰落，他的后任国君庄公更是被大臣崔杼杀死，这个景公就是崔杼拥立的。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在景公时代已经彻底形成，大臣们更是无视君主的存在，相互争权攻伐，庄公直到死后三年才埋葬。崔杼杀死了庄公，庆封又杀死了崔杼，田、鲍、高、栾四个家族又联合起来杀死了庆封，这种相互间的攻伐让武士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而他们的存在和显赫又不利于国家的治理和稳定。晏婴正是通过杀掉这样的武士来恢复一种正常的国家秩序。
崔杼、庆封强势家族已经消除，但田氏对公室的潜在威胁却更严重，他们在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而发放粮食时却用大斗，这样暗中收买百姓。因此，齐国人都说田氏好，公室好像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晏婴对此忧心忡忡，而齐景公却全不放在心上。景公九年(前545)，晏子出使晋国，他私下里对晋国的叔向说：“齐国政权最终会归于田氏。”而这个田开疆就是田氏族人。除掉田开疆，有去掉田氏武士臂膀的效果。
当时的人没有谴责晏婴，还因为这三个人傲慢无礼，他们因为勇武异常，受到齐景公的宠爱，因而一个个恃功自傲，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就像自杀这个情景，说明他们是可以佩剑上殿的，否则，怎么就会一激动就自杀呢?假如他们不能佩剑上殿，出了殿门再自杀，说不定不会三个人同时都死去，要是留下那么一个两个，晏子这个计策还能得逞吗?从佩剑上殿这个情节还可以看出，这三个人实在是狂妄的没有了边儿，臣子是不可以佩剑上殿的。同时代的例子是，专诸刺杀吴王僚，只能把短剑藏在鱼肚子里，因为他只能光着身子靠近吴王。再后一些，荆轲刺杀秦王嬴政，没有一个人能够杀死荆轲，因为除了秦王，其他人都没有武器，有武器的人都在殿外，没有命令不得进殿。当然，君主可以给某个人特殊的待遇，允许他佩剑上殿，但这个人一定是权威如国君一般，而三个人同时佩剑上殿，显然不符合常规。晏子显然担心，一旦这几个人被人利用，齐景公的性命不是随时可以让人取去吗?这也是当时人能够理解他的原因之一。
晏子二桃杀三士，我们现在的人看到的只是他的智慧，当时的人考虑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和三个人的人格品质，所以晏子没有受到古今的谴责。假如离开了时代的背景，晏子的这种行为，还能被称之为智慧吗?
3、晏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晏子生性乐观，对生死淡然视之。他说人都是要死的，不论仁者、贤者、贪者、不肖者概莫例外，因此从来不“患死”、不“哀死”，把生老病死看作是自然规律。他始终保持乐观大度的心情，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此举受到许多诸侯国的赞誉。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常说的“万人称誉，多寿病法”的道理。 廉洁无私，心胸坦荡。晏子辅佐齐国三公，一直勤恳廉洁从政，清白公正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眼下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晏子乐观豁达，处其自然。他曾辞退了“三年而未尝弼过”的高纠，主要嫌这个人三年都没有指出过自己的过错。孔子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他随和大度。
晏子认为，节俭是一个贤人的基本品质，所以，他对那些富贵骄奢，铺张浪费的人或行为从心底里抱有一种反感。他曾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自己则从节俭要求和约束自己。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杂下》)这就是说，他要以节俭作表率，以防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败坏。
晏子对礼的重视。他说：“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晏子与后来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晏子对无礼或不合礼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内谏》)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群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晏子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没有礼，人就成了禽兽。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带头不讲礼，国家根本就会动摇。
“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子施政的中心内容。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 平时于天”。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将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救急，然后动谏君主赈灾，深得百姓爱戴。对外则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不事挞伐。齐景公要伐鲁国，他劝景公“请礼鲁以息吾怨，遗其执，以明吾德”，景公“乃不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