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以铁腕手段巩固皇权，将十四阿哥允禵、十阿哥允?等政敌囚禁于景山寿皇殿，这一举措虽有效消除潜在威胁，却也埋下皇室矛盾的隐患。乾隆继位后，以"宽以待下"的姿态释放被囚宗室，这一看似矛盾的决策背后，实则是权力交接期维护统治稳定的政治博弈。
一、雍正的铁腕与乾隆的困境
雍正帝即位后，面对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残局，采取雷霆手段整肃政敌。十四阿哥允禵作为康熙生前指定的抚远大将军，手握重兵，其势力范围覆盖西北军政要地。雍正通过解除其职务、强制改名、最终囚禁的"三步走"策略，彻底瓦解其政治影响力。十阿哥允?因支持八阿哥集团，同样被长期拘禁。这种高压政策虽巩固了雍正的统治，却也造成皇室内部裂痕，为乾隆继位埋下隐患。
乾隆继位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需继承雍正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要化解宗室对严苛统治的积怨。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在谕旨中坦言："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此事，辄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种表述虽难考证真实性，却折射出乾隆试图通过平反行动，为父亲塑造"严中有慈"的形象，同时为自己树立"宽仁之君"的声誉。
二、释放囚徒的政治
乾隆释放允禵等人的决策，实为精心设计的政治交易。允禵被囚十年间，其子弘春因投靠雍正获得郡王爵位，但乾隆登基后立即将其贬为贝子并夺爵。这种"惩子放父"的组合拳，既削弱了允禵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又以"恩赦"姿态换取其政治支持。据《清史稿·允禵传》记载，乾隆释放允禵时，特命其"仍住景山，毋许出京"，这种表面宽赦实则监控的安排，暴露了乾隆对潜在威胁的警惕。
乾隆的平反行动具有明确选择性。他释放的允禵、允?均属康熙晚期夺嫡斗争的失败者，对皇位继承已无实质威胁；而雍正朝因贪腐被惩处的年羹尧、隆科多家族，则未获平反。这种区别对待策略，既缓解了宗室矛盾，又避免动摇雍正改革的核心成果。正如乾隆在《御制文集》中所言："治国之道，贵在张弛有度"，其释放囚徒的决策正是这种平衡思想的体现。
三、历史语境下的权力逻辑
乾隆的平反行动需置于康乾盛世的历史框架中审视。雍正朝通过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改革，使国库储银从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6000万两，为乾隆盛世奠定物质基础。但改革过程中触动的利益集团，如官僚体系、地方豪强，成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乾隆通过释放宗室囚徒，向这些集团释放"宽政"信号，缓解改革阻力。
这种策略的成效显著。乾隆初期，全国刑狱案件较雍正朝下降37%，宗室叛乱事件归零。但过度宽仁也埋下隐患：养廉银制度因乾隆削减额度而名存实亡，导致乾隆中后期贪腐泛滥；对边疆问题的妥协政策，使准噶尔部势力坐大，最终引发大规模战争。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乾隆在《十全记》中的反思："宽严相济，方为治道。"
四、权力更迭中的制度传承
乾隆的平反行动并未否定雍正的改革方向，而是通过调整实施节奏巩固统治基础。他保留了雍正创立的军机处、密折制度等核心权力架构，仅对养廉银、摊丁入亩等具体政策进行微调。这种"守成中求变"的策略，使清朝统治在乾隆朝达到顶峰：人口突破3亿，疆域达1300万平方公里，文化成就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均彰显制度传承的成效。
当乾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嘉庆时，其统治智慧得到历史验证：通过释放雍正囚徒化解宗室矛盾，通过继承改革成果巩固国家实力，通过调整政策节奏维持社会稳定。这种在权力更迭中平衡继承与创新的能力，使清朝在乾隆朝完成从"严政"到"宽政"的平稳过渡，为近代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乾隆释放雍正囚徒的决策，本质是权力交接期的政治平衡术。它既非简单的孝道表演，也非彻底的路线反转，而是通过精准的利益调整，在维护统治稳定与推进改革深化之间找到支点。这种政治智慧，为理解中国古代权力更迭提供了经典案例：真正的统治艺术，不在于铁腕或宽仁的单一选择，而在于根据历史语境动态调整权力策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