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宗法社会的严密框架下，正妻与小妾的差异远非称呼之别，而是深刻嵌入礼法制度、财产继承与情感秩序的阶层鸿沟。这种区分既维系着家族血脉的纯正性，也折射出古代中国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复杂定义。
一、礼法基石：嫡庶制度的森严壁垒
《唐律疏议》明文规定：“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这条法律条文以刑罚威慑，确立了“一夫一妻”的礼法底线。正妻需经过“六礼”程序明媒正娶，其婚书须载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全套仪轨，而小妾的纳入仅需一纸“纳妾文书”。这种程序差异，在《朱子家礼》中被解读为“正妻为宾，小妾为臣”的等级象征。
在宗法祭祀场景中，正妻拥有与丈夫共同主持祭祖大典的资格，其名字可录入族谱“配享”之列。小妾则连参与祭祖的资格都被剥夺，《清稗类钞》记载某士绅家族规定：“妾媵不得近祠堂百步，违者家法从事。”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正妻在家族神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二、经济特权：从妆奁到田产的财产分割
宋代《袁氏世范》对正妻的经济权益作出详细规定：“妇人有归宗之财，其夫家不得侵用。”正妻带来的嫁妆（妆奁）属于私人财产，即便在离婚或丈夫去世时，夫家也需原物奉还。明代《大明令》更进一步，规定正妻可继承丈夫三分之一的遗产，而小妾仅能获得“养赡之资”，且数额由正妻决定。
在田产管理层面，正妻作为“内当家”掌握着家族经济命脉。《红楼梦》中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展现的管家权威，实为正妻经济特权的文学投射。小妾则被完全排除在财产管理之外，其日常用度需向正妻“支领”，这种经济依附关系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向月娘“讨银子”的情节中得到生动呈现。
三、情感秩序：从“宠”到“敬”的伦理困境
在儒家伦理构建的情感秩序中，正妻被赋予“贤内助”的道德期待。《女诫》要求正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这种情感表达规范与小妾的“以色侍人”形成鲜明对比。唐代《放妻书》中常见的“三年衣粮，便献柔仪”的离婚条款，暗示正妻可通过恪守妇德获得经济补偿，而小妾被弃时往往“一纸休书，逐出门庭”。
这种情感秩序在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芸娘作为正妻，既要忍受丈夫纳妾，又要维持家庭体面；而小妾憨园的介入，则被视为对正妻地位的潜在威胁。这种情感张力，实为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集体困境的缩影。
四、子嗣传承：从“宗祧”到“孽子”的身份标签
正妻所生子女称为“嫡出”，享有优先继承权。《大清律例》规定：“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这种制度设计在《红楼梦》贾府财产争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贾宝玉作为王夫人嫡子，其地位远超赵姨娘所生的贾环。小妾之子即便才华横溢，也难逃“庶出”的身份烙印。
在宗族层面，小妾之子需称呼正妻为“嫡母”，而生母仅为“姨娘”。这种称谓制度在《颜氏家训》中被强化为“必正名分”，其本质是维护宗法血统的纯正性。即便在皇家，这种制度依然严苛：清雍正帝生母乌雅氏在康熙朝仅为德妃，雍正继位后仍需尊皇后为“皇太后”，自己始终位列“圣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