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期，一场围绕“汤武革命”合法性的学术辩论在朝堂之上激荡，儒生辕固与博士黄生的交锋，不仅揭开了西汉经学内部的思想分野，更折射出帝国统治合法性建构的深层焦虑。这场看似书斋中的学术争论，实则是汉代政治哲学转向的关键节点，其回响贯穿整个帝制时代。
学术论争：汤武革命的“受命”与“篡弑”之辩
黄生以法家式思维发起攻击，他援引《尚书》“有殷嗣天灭汤”的记载，指出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实为“衣冠之罪人”。在黄生看来，君主无论暴虐与否，臣子皆应恪守“三纲”之义，革命行为无异于“弑君篡位”。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对秦制“忠君”伦理的延续，暗含对汉初功臣集团政治合法性的质疑。
辕固则以《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为武器，构建起儒家革命论的完整逻辑。他强调“桀纣暴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将革命视为“天命所归”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辕固在辩论中巧妙回避了“革命”与“篡弑”的直接对立，转而通过“民心即天命”的命题，将政治合法性从血缘世袭转向道德正当性。
政治隐喻：功臣集团与皇权的天命焦虑
这场辩论的深层语境，是汉初功臣集团与刘氏皇权的天命博弈。黄生对“汤武革命”的批判，实则暗指异姓诸侯王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当其抛出“冠履之论”时，朝堂空气骤然紧张——汉景帝即位之初，便面临吴楚七国之乱的阴影，黄生之言无疑触动了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
辕固的回应则展现了儒生的政治智慧。他通过强调“必若所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将辩论焦点引向汉高祖代秦的合法性。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既维护了皇权尊严，又迫使黄生陷入逻辑困境，最终迫使汉景帝以“食肉不食马肝”的比喻终止辩论。
思想史意义：从“五德终始”到“天人感应”的过渡
辕黄之辩标志着汉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转向。在秦制“水德”与汉初“土德”的五行更替说之外，儒家开始构建以“民本”为核心的天命观。这种转变在董仲舒手中发展为“天人感应”理论，为“君权神授”提供了道德约束机制。
从学术史视角审视，这场辩论暴露了汉代经学的内在张力。黄生代表的“齐学”与辕固代表的“鲁学”之争，实则是法家化儒学与纯正儒学的交锋。这种分歧在《春秋》公羊学与谷梁学的对立中延续，最终塑造了汉代经学“家法”林立的格局。
历史回响：革命话语的制度化重构
辕固的胜利并非学术层面的完胜，而是政治需要的产物。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家革命论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但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激进色彩被“三纲五常”体系冲淡。这种制度化重构，使得“汤武革命”从现实政治选项转变为道德训诫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