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晋国的权力漩涡中，"屠岸贾"这个名字因《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成为后世认知的"奸臣典范"。他策划"下宫之难"灭赵氏满门、追杀赵氏孤儿的情节，通过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传播深入人心。然而，当拨开文学渲染的迷雾，结合《左传》《国语》等更早的史料进行交叉验证，一个令人困惑的真相浮现：屠岸贾极可能是司马迁笔下的虚构人物，其形象折射出春秋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一、史料冲突：司马迁的"孤证"与《左传》的沉默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构建了完整的屠岸贾叙事：晋景公时期，屠岸贾作为司寇，借追查晋灵公被弑案诬陷赵盾为"首逆"，发动"下宫之难"灭赵氏，仅赵朔之子赵武被程婴、公孙杵臼救下。十五年后，韩厥建议晋景公恢复赵氏，赵武复仇诛杀屠岸贾。这一故事充满戏剧张力，但存在致命漏洞——更早的《左传》《国语》对"下宫之难"的记载与《史记》截然不同。
《左传》明确记载：前583年，晋景公听信谗言，诛杀赵同、赵括（赵盾之弟），赵朔之子赵武因母亲庄姬（晋景公之妹）的庇护得以幸存，后由韩厥劝说晋景公恢复赵氏宗族。整个事件中，既无屠岸贾其人，也无"灭门惨案"的夸张描述。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尖锐指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司马迁未采用《左传》《国语》的可靠记载，反而采纳"异说"，导致历史叙事失真。
二、虚构动机：赵国史官的"遮羞"与司马迁的"误信"
屠岸贾形象的虚构，可能源于赵国史官对祖先污点的刻意掩盖。据学者考证，"下宫之难"的真正导火索是赵氏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赵盾死后，其弟赵同、赵括专权跋扈，得罪晋国其他贵族（如郤氏、栾氏），最终被晋景公联合韩厥清除。赵氏后人为了维护家族声誉，在修撰家谱时隐瞒了内部矛盾，将责任推给虚构的"奸臣"屠岸贾。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可能因未严格甄别史料来源（如过度依赖赵国口述传统），将这一虚构叙事纳入正史，导致后世对屠岸贾的存在深信不疑。
三、历史镜像：奸臣符号的塑造与文化记忆的固化
尽管屠岸贾的真实性存疑，但其形象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奸臣"的典型符号。从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到京剧、晋剧等地方戏曲，屠岸贾被赋予"阿谀奉承""诬陷忠良""残暴嗜杀"等标签，与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二元对立叙事，既满足了民众对"善恶有报"的心理期待，也强化了"忠君爱国"的伦理价值观。
山西藏山古庙的修建便是典型例证：该庙供奉程婴、公孙杵臼，却无屠岸贾的任何遗迹，但民间传说中仍将其视为"罪魁祸首"。这种文化记忆的固化，使得屠岸贾的虚构形象反而比历史真相更具生命力。
四、历史真相的追问：在文学与史料之间
屠岸贾的争议，本质上是历史书写中"事实"与"叙事"矛盾的体现。司马迁的《史记》虽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但其部分篇章（如《赵世家》《韩世家》）因采用民间传说或家族口述史，导致与《左传》等信史冲突。现代史学研究强调"多重证据法"，即通过考古发现、金石文献、不同史书互证来还原真相。在屠岸贾案例中，《左传》的记载更符合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逻辑——权力斗争通常发生在家族或利益集团之间，而非个人奸臣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