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赋的璀璨星河中，枚乘如同一颗启明星，以《七发》之笔划破文学长夜，开创了汉代大赋的黄金时代。这位活跃于汉景帝、汉武帝两朝的辞赋家，用瑰丽的文辞与深邃的思想，为后世勾勒出西汉初期士人的精神图谱。
一、历史坐标：从吴王濞门客到梁园文学领袖
枚乘的生平与汉初政局紧密相连。他早年任吴王刘濞门客，以《上书谏吴王》劝阻其谋反，文中“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的警句，既展现其政治远见，也暗含对诸侯割据的忧思。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转投梁孝王刘武门下，与邹阳、庄忌等文人共筑梁园文学沙龙，形成汉代文学史上首个有组织的创作群体。
这一时期，汉景帝推行“削藩策”，汉武帝实施“推恩令”，中央集权逐步强化。枚乘的经历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汉初知识分子在政治漩涡中的生存智慧：既保持对皇权的疏离，又通过文学创作实现个人价值。
二、文学革命：从《七发》看汉赋的诞生逻辑
枚乘的代表作《七发》，堪称汉赋发展的里程碑。这篇虚构的楚太子与吴客问答录，以“要言妙道”治愈太子“久耽安乐”之疾，实则构建了汉赋的创作范式：
结构创新：全篇设七段问答，每段围绕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论道展开，形成“主客问答+层层铺陈”的经典结构。
题材突破：将传统楚辞的抒情转向对物质文明的铺排，如“观涛”一节对钱塘潮的描写，开创了汉赋“体物写志”的先河。
思想升华：以“圣人论道”收束全文，将物质享受导向精神超越，体现汉初“清静无为”向“独尊儒术”的思想转型。
这种创作手法，使《七发》既区别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哲理思辨，又不同于楚辞的浪漫抒情，确立了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独特美学。
三、文化基因：枚乘赋作的深层影响
枚乘的文学实践，为汉代文化注入三大基因：
宫廷趣味：其作品中对宫室、器物、宴饮的细致描摹，成为汉代宫廷文学的创作模板，后世司马相如《子虚赋》直接承袭此风。
士人精神：通过“吴客”之口传达的讽谏意识，构建了汉代赋家“讽一而劝百”的创作传统，使辞赋成为“润色鸿业”的政治工具。
语言范式：其“连类引喻”的修辞手法与“四六骈俪”的句式特征，奠定了汉赋的语言基础，直至六朝仍被奉为圭臬。
这种文化基因的延续，在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中清晰可见，形成贯穿汉代四百年的文学脉络。
四、历史回响：从梁园到长安的文学辐射
枚乘的影响远超其生平。梁孝王去世后，其子刘买继续招揽文人，司马相如、枚皋等赋家相继加入，使梁园成为汉代文学中心。枚乘作为梁园文学的奠基人，其创作理念通过弟子传承，最终影响至长安宫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枚乘等赋家“以文载道”传统的官方确认。
这种辐射效应，在《汉书·艺文志》中得到印证：汉代赋作中，仅“枚乘赋九篇”独列一类，足见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