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到公元960年赵匡胤灭后周建立北宋，为隋、唐、五代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向上发展和统一国家的重建时期。五代时期则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这一时期的统计除五代统计停滞不前外，隋、唐统计处于发展阶段，特别是唐代的统计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貌阅
隋代防止逃避赋役户口的一种措施。隋代为加强对人民的搜刮，严防脱漏户口、隐瞒年龄和逃避赋役，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高祖令州县貌阅：“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即检阅人口的形貌，查核有无低报年龄及伪报老病的种种情况。并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令另立户籍，以防隐匿。
计搜得壮丁四十四万三千，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余。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采用裴蕴建议，再度貌阅。规定户口有一个不实者，官司解职；凡检举得一壮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计搜得壮丁二十万三千，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输籍法
输籍法即输籍定样。隋代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尚书左仆射高颎鉴于“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营私舞弊），文帐出没，复无定籍，难以推校”。②乃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奏请颁布输籍法。隋文帝采用了他的建议，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根据定样标准划分户等上下，重新规定征岁差役与应纳税额，写成定簿。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人民逃税或抑制士族、豪强占有劳动人口，从而增加政府收入，加强中央集权，为隋代富强奠定了基础。
府兵在州县落籍
隋朝改变过去兵民分治、府兵另立户籍的做法。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命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中央设十二卫大将军，分统诸府军队，总隶属于皇帝。改革后的府兵及其家属在州县落籍，平时从事生产，实行“寓兵于农”，减轻国家军费开支，府兵的统帅权集中到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推行效果
输籍法的核心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也就是说，输籍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使输籍额及每户所承担的情况公开化；输籍法系“轻税之法”，农民作为政府的均田户较作为“豪室”的隐户，所受的剥削程度要轻一些。应该说，高颎的改革抓住了当时问题的关键。输籍法实施后收到了预期的成效，“自是奸无所容矣”，也就是说隐户和隐瞒岁数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输籍法即轻税之法的实行，是隋代从政策上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的保证，它保证了政府对赋税徭役的获得及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
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共计164.15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
另外还根据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国家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的标准），发到各州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到农村，依定样划分户等，作为征调赋税、力役的依据。由于国家规定的赋税、力役数量低于豪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量，许多原来依附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
在大索貌阅的基础上，隋文帝又接受大臣的建议，实行输籍定样。即规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集合里正、乡长、党长输籍定样，决定每户的征课。自此以后，赋役根据人口状况由政府统一决定，地方官吏要在这上面作文章就很困难了。
封建国家和地方豪强之间在对人口的控制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隋朝政府积极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措施，从豪强士族手中把大批户口收归政府控制，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兼并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