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学家对大禹治水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多质疑。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白鸟库吉就曾针对尧、舜、禹皆非历史人物这一主张。这些说法至今仍有不小影响。不过，国内多数学者并不认同顾氏的主张，毕竟诸多早期文献载有禹治洪水的故事，想把它们一笔抹煞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故事确实包含不少神话成分，需要认真加以清理，以便弄清禹时期是否真的发生洪水、洪水的性质，以及禹治洪水的真相等问题。
商人也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故实。甲骨卜辞中的“昔”是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灾”字形像川水被壅为害，这些都表明商代以前发生过洪水，且深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铭文，有助于廓清疑古学者的部分怀疑。这件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带有训诫意味的铜器铭文，十分清楚地记叙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于向世人昭告疑古学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于战国时人假托的说法为无端臆说。
铭文首称“天命禹敷土，陶山浚川”，一则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乃是同周文王、周武王、商汤一样的受命之君，他通过治理水患而有德于民，而非什么天神;再则表明，禹的治水方法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与文献所载他“疏川导滞”的治水方法并无二致。
禹采取这种治水方法，不过是要促使被淹没的土地尽快显露出来，以便重新分给广大民众，也就是所谓“敷土”或“布土”。至于铭文中的“陶山”，则是对付洪水的另一种方法，即累土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淮南子·齐俗训》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豳公盨铭文有关禹治洪水之事，固属后人对前代史事的追记，但它描述的禹治洪水的具体情节，却很符合夏代国家兴起的那一带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考古调查的情形。禹时的洪水决非一场遍及天下九州的洪水，它只发生在禹领导的部族联盟居住的范围内。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与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
公元前2000年前后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捩点，该时期的气候变化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造成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
这样，问题关键是要弄清禹所遭遇到的这场洪水的性质及其发生地域。根据文献记载，禹的治水实不过是对其所居住地域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进行的排涝、开挖沟洫以便疏通积水的工作，即如豳公盨铭文所说的“濬川”、《论语·泰伯》所说的“尽力乎沟洫”一类性质的工作。
由此论及洪水发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处，必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处于西边的太行山及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并处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按《禹贡》九州的划分属于古兖州。这里不仅地势低洼，而且河网密集，湖沼遍布，一旦发生洪水，境内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易造成长期不去的水涝。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
除以上地理形势的分析外，古代文献中亦留下了兖州与禹时洪水相关的记录。这些文献一致认为，夏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如《国语·周语下》称“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便是将禹接受天命拥有对天下的统治权，归结为他通过治水使万物重新获得生机。
按今天的解释，则是禹通过领导治水，集中使用参与治水的各部族的人力、物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自己和家族的权力，最后使这种权力演化为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具有专制性质的统治权，由是导致夏朝的产生。
无论何种解释，都体现出禹治洪水与夏朝建立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由此可以推论，夏朝的地域，应是和禹治洪水涉及的地区相一致。也即夏朝的地域，应在古河济之间，而不是豫西或晋南，至少夏朝前期的地域应是如此。
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就指出夏的都邑及地名大都在东土。这应是根据《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等典籍记载。其中谈到夏代诸王的居邑(即都邑)，包括禹居阳城、太康居斟寻、后相居帝丘、帝杼居原以及老丘等，除禹居阳城有争议外，其他地点都在古河济之间的范围内。
其实，禹所居的阳城也应在东土，即今天河南濮阳。濮阳古代称阳城，并为夏后相的都邑。今学者或指豫西的登封王城岗为禹居阳城之所在，此地虽亦有阳城之地名，但这里一则未见夏时著名氏族，二则与禹治洪水所处的地理环境不类，三则考古发现的城址及聚落规模远不及濮阳，其非禹所居的都邑显而易见。
重要的是，上述文献所载夏的都邑，有的已与考古发掘相印证。特别是作为夏后相都邑的帝丘。《左传》《世本》《竹书纪年》都有关于夏后相居于帝丘记载，其中《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叙，春秋时期的卫成公迁居到帝丘，即濮阳，便有卫国的始封之君卫康叔托梦给他，说其供奉给自己的祭品让夏后相夺占。这无疑反映了卫国所迁居的都城建立在夏后相都邑旧址之上的史实。
考古发现的这座位于濮阳高城的春秋卫国都城，正叠压在包括夏初在内的更早时期的一系列夯土城之上。由于目前工作尚未完成，只挖掘出遗址北城墙下面一小段龙山时期的夯土墙，不能确定龙山城规模到底有多大，但就已勘测的龙山时期遗址面积不下百万平方米这一数字看，规模不可小觑，其为夏朝都邑当不成问题。这反映了夏后相所居在帝丘濮阳这一史实。毫无疑问，这也应当成为夏代乃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证据。
主持高城发掘的考古专家袁广阔先生，同时主持过古河济之间一系列龙山时期古城址或古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在他看来，这些古城址与古遗址多数与洪水有关。他还认为，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与文献所载早期夏人活动地域相吻合，这从考古研究角度给予夏朝地域主要在古河济之间的说法有力支持，也给予古时洪水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禹通过治理洪水促进夏朝产生的说法有力支持。
总之，禹治洪水导致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产生，是完全可以信以为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