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赵顼启用王安石推行新政，史称“熙宁变法”。这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通过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经济措施，以及保甲法、将兵法等军事改革，试图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变法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偏离初衷，部分政策因执行变形、脱离实际，反而成为加重百姓负担的枷锁，引发了广泛的社会矛盾。
一、青苗法：低息贷款的“善政”如何沦为“高利贷”？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济政策之一，其设计初衷是通过官府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年息二分至三分），替代民间高利贷，缓解农民困境。然而，政策执行中却出现了严重扭曲。
强制摊派与指标考核：地方官员为完成“青苗钱”发放任务，将贷款与官员政绩挂钩，导致摊派现象普遍。例如，河北路转运使李承之曾下令“民有不愿借贷者，即以违制论”，迫使百姓借贷。部分地区甚至将贷款利息提前计入税收，形成“利滚利”的恶性循环。
实际利率远超法定标准：尽管法定年息为二分至三分，但地方官员通过“加耗”（附加费用）、“折变”（实物折算）等手段，使实际利率飙升。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河北路部分地区青苗法实际年息高达五分至一倍，远超民间高利贷。
农民负债加剧：青苗法本意是“抑兼并”，但执行中却使农民陷入更深的债务困境。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痛陈：“农民举息钱于官吏，官吏取息钱于农民，终岁所入，不足以偿本息。”部分农民为还贷被迫变卖土地，反而加速了土地兼并。
二、募役法：从“差役”到“免役钱”的民生困境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旨在通过征收“免役钱”雇人服役，替代传统的按户轮差制度。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中同样暴露出严重问题。
免役钱征收标准不合理：政策规定按户等征收免役钱，但户等划分存在严重不公。富户通过贿赂官吏降低户等，而贫户则因户等虚高被迫承担超额负担。例如，京东路某县贫户张某因户等被定为“上户”，需缴纳免役钱三贯，而实际年收入仅五贯，导致“家破人亡”。
地方官员中饱私囊：部分官员在征收免役钱时私自加码，甚至将“免役宽剩钱”（国家储备金）挪作他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路免役钱征收额超法定标准三成，其中两成被地方官员贪污。
商业活动受阻：市易法与免行法（商户交纳免行钱代替实物供应）的推行，虽旨在打破商人垄断，但实际执行中却抑制了市场活力。例如，东京（今开封）的茶贩因需缴纳高额市利钱，被迫放弃生意；中小商户因负担过重纷纷破产，导致“市井萧条，商旅绝迹”。
三、保甲法：军事储备与基层控制的双重代价
保甲法通过组织民户编为保甲，进行军事训练，旨在维持农村治安并建立军事储备。然而，这一政策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
训练时间与农时冲突：保甲法规定保丁需在农闲时接受训练，但实际执行中，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常强制保丁在农忙时节训练，导致“田地荒芜，粮食减产”。例如，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路部分地区因保丁训练耽误春耕，引发饥荒。
保甲组织成为基层压迫工具：部分保长、甲首利用职权欺压百姓，甚至与地方豪强勾结，形成新的压迫势力。苏轼在《乞罢保甲状》中揭露：“保长、甲首以训练为名，肆行敲诈，民不堪命。”
军事效果有限，民生代价高昂：尽管保甲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但其对民生的破坏远超军事收益。据《宋史·兵志》记载，熙宁年间，全国保甲人数达693万，但其中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不足十分之一，而因保甲法导致的流民、饥民却达数十万。
四、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理想主义与现实条件的脱节
王安石变法的民生困境，本质上是改革理想与现实条件脱节的结果。
政策设计脱离实际：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核心，但部分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过于依赖官府干预市场，违背了经济规律。例如，市易法通过官府垄断物资买卖平抑物价，却导致“官商勾结”，物价反而更高。
执行体系腐败：北宋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变法政策在层层传达中变形走样。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常强制摊派、私自加码，使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背道而驰。
社会矛盾激化：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引发新旧党争。保守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名反对变法，而新党内部也因利益分配产生分歧，导致政策反复无常，百姓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