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清朝第五位君主，年号雍正。今天历史资料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其实，在古代王朝中，治民的难度更高于治吏，雍正皇帝执政时，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一点都不比在官员们身上消耗的精力少。
清朝入关之后，皇帝们也都开始学儒，因此，在治民的方略上，同此前的王朝差不多，都是宣扬儒家的道德观，以此来整合国家的社会风气。
雍正皇帝对此尤其重视，他曾专门发上谕给各个省的总督、巡抚，要求他们把治民的重要性置于其余诸事之前。《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记载：
至于地方大吏，料理刑名钱粮案件，自是要紧，若能转移民间风俗，使之向善，又在办理诸事之上。
由此可见，雍正对待治民的态度，他非常清楚，吏不稳，只是疥癣之疾，而民不稳，则国不稳。
雍正搞的那些改革，除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外，也是在相应的减轻底层百姓的负担，这是引导百姓向善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
当然，这只是治民的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主动引导百姓的道德观，把“刁民”教导成符合儒家思想的“顺民”。
而要引导和鼓励百姓，在古代，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皇帝直接参与了。
如《雍正起居注》中的记载，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一个农民在干农活时捡到了银子，随即上报，如此拾金不昧的榜样，直接惊动了雍正皇帝。
雍正不但下旨将捡到的银子又赏赐给了那位农夫，还命令把此事作为教导八旗子弟的范例“将此事通晓八旗，谕令知之”。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河南的一个叫翟世有的百姓，也捡到了银子，并物归原主。
在雍正宠臣田文镜(时任河南、山东总督)已经公开表彰过翟世有，给其赏银、赐匾、立碑的基础上，雍正还继续亲自对翟世有予以奖励。
雍正认为翟世有的拾金不昧“乃世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下令再奖赏翟世有银一百两，并赐予其七品顶戴。
至于河南的父母官田文镜，也获得了“田文镜化导奖劝之功亦于此可见”的高度评价。
雍正的重视就是一盏指路明灯，在翟世有拾金不昧当官后，类似事件就频频出现了，至于真假，就很难说了，当然，也没有更多的顶戴送出。
但雍正对此却非常高兴，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时，他还专门为各省拾金不昧现象频出表态：
数年以来，细民不取遗金者屡见于京师、河南、山西等处，朕心慰悦实，翼远近观感兴起，风俗渐归于醇厚。
雍正七年，雍正为了教化百姓，还命令在各个乡村设立“乡约”，要求地方详细记录民间“善行”及“过恶”。
同时，雍正要求各地方在民间乡村大力宣讲《圣谕广训》(雍正二年时，在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基础上，重新编纂的道德书籍)，必须达到“家喻而户晓”的地步。
不过，雍正虽然竭力宣扬道德，不惜亲自下场参与，但实际效果未必就那么好，即使有效果，也只能管一时，而无法管一世。
如前面所写的河南翟世有拾金不昧的故事，雍正最后是用官位、金钱去鼓励，会产生什么后果?
最关键还是要依靠普世的教育，来实现民众的觉悟和道德观的提升，但在这方面，雍正却不怎么重视。
如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时，广西巡抚奏请在土司聚集区开办学校，以便教化山民，但雍正却予以拒绝，还指责广西巡抚迂腐：
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约束严明，使之畏威感德，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以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谓可使之明义理而消凶恶，亦迂阔之甚矣。
雍正是想用官府的权威强行推动道德的改变，却忽视了提高全民素质，其作用只在一时，绝无法永久。
雍正执政时，甚至一度因好几个省的民风达不到他的要求，下旨停止了地方上的乡试、会试，要求地方上改正后，才能恢复考试。
而民风又哪是一时半会能纠正过来的?还不得慢慢教育?又不愿意多开办学校，仅凭地方官吏口头宣讲，能管用多久?
综上所述，雍正在治民一事上，还是相当重视的，拾金不昧都能御赐顶戴，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不太妥，要改变民风，引导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观，还是需要用全面教育的方式，提高百姓素质，这需要长远的布局。
当然，在古代，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毕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在古代统治阶级的心中，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