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长安城里的权力更迭悄然完成。姚崇罢相，临行前向唐玄宗郑重举荐了一人：“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这位被举荐者，便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
两个月后，年过半百的宋璟奉诏入朝，接任刑部尚书，随即与苏颋同平章事，执掌中枢。在姚崇以“善应变”为朝廷扫清积弊之后，宋璟接过的是一副需要制度建设与法治规约的重担——以“守正持法”之功，延续开元初年来之不易的治世局面。
武则天天授年间，十七岁进士及第的宋璟步入仕途。凤阁舍人任上，“居官鲠正”便被武则天所称赏。此后历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执掌监察大权，他的“守正”之心在一次次面对权贵的硬碰硬中磨砺成型。
最著名的冲突爆发在长安年间。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威逼凤阁舍人张说出庭作伪证。宋璟闻讯后找到张说，正色以告：“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他甚至表示，若事情有变，必当“叩阁力争，与子偕死”。张说被这凛然正气所撼，在朝堂上据实作证，魏元忠得以保全性命。
此后不久，张昌宗又因私召术士占卜妖言获罪。武则天命人审理，同僚意在从轻发落，宋璟却坚持穷治，公然驳斥道：“谋反无容以首原，请下吏明国法！”武则天温言劝解，他依然不改初衷：“臣知言出祸随，然激于义，虽死不悔！”《新唐书》载，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
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二十余年，宋璟屡因守正执法而遭贬谪。中宗朝任黄门侍郎时，得罪武三思，被外放为贝州刺史；睿宗朝首度为相期间，因革除“斜封官”、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触怒权贵，被贬楚州刺史。贬谪之多，遍历五朝，他却初心不改。不论在京城御史台，还是在贝州、杭州、相州等各地刺史任上，均秉持一个核心准则：法不可废，权不可逾。
这些守正的行动，在武周以来的政治混乱中，已悄然积累着变革的能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其言与行，皆以法律为准绳，以制度为根基。
姚崇与宋璟为相，史称“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与“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以灵活通达为朝廷打开局面，宋璟则担负着将这一局面制度化、法治化的重任。二人志操不同，却“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璟在相位上延续了三大核心举措。
其一，用人与选官。 他秉持“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原则，杜绝私用非人。任职期间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其二，刑赏与执法。 他主张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有一次，突厥默啜可汗的头颅被郝灵荃斩获。玄宗好大喜功，意欲重赏。宋璟却认为：“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他以超前的政治智慧抑制了边功的激励，史家称赞他“见其始而知其终，沮其胜而忧其败”。开元二十年（732年），京兆人权梁山聚众暴动，被镇压后其众多遭逮捕。宋璟兼京兆留守复审，仅治罪为首数人，余皆释放，避免了滥杀无辜。
其三，地方治理。 广州都督任上，百姓以竹木茅草建房，“火灾岁起，煨烬无余”，宋璟教化百姓烧制砖瓦，以瓦建房，彻底消除了火灾隐患。离任后，广州百姓自发立“遗爱碑”纪念他的惠政。宋璟得知后，认为这是“谄谀之风”，亲上奏章要求禁止，玄宗深为感动。百姓因此赞他为“有脚阳春”，意为走到哪里，就将温暖带到哪里。
开元四年至八年，宋璟担任宰相四年后因严制恶钱流通、压制权贵申诉而罢相。但开元贤相已因此奠定了一种延续性的制度化基础，使唐玄宗得以避免再次陷入前朝的政治动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留下总评：“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崇开创局面，宋璟延续治世。守正持法之法，不仅立住了“法”本身，更守住了一个帝国由盛转盛的制度根基。姚崇以事功为开元打下了基础，宋璟则用制度与法治，将这一基础浇筑得更加牢固。后人将姚、宋并称，与他们兼有的事功与制度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