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以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分化为两大核心传承体系——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尽管二者同根同源，但在教义重心、修行目标、经典依据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形成鲜明差异。这种分化不仅塑造了佛教的多元面貌，更深刻影响了东亚与东南亚的文化格局。
一、教义重心：从“自我解脱”到“普度众生”
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以“个人解脱”为核心，认为人生本质是痛苦轮回，修行者需通过严格持戒、禅定与观照无常苦空，最终证得阿罗汉果，彻底脱离生死。其教义基于“我空法有”的哲学基础，承认构成世界的五蕴、十二处等元素为实有，但否定独立永恒的自我存在。例如，泰国森林派比丘遵循《阿含经》教义，通过独居深山、持守227条比丘戒律，以禅定内观实现自我净化。
大乘佛教则以“自利利他”为根本，提出“菩提心”概念，强调修行者不仅需追求个人觉悟，更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其教义突破“我空法有”的局限，主张“我法二空”，认为一切现象皆缘起性空，无独立自性。如《金刚经》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乘通过中观学派（龙树《中论》）与唯识学派（瑜伽行派）的哲学体系，构建了更彻底的空性理论。
二、修行目标：从“阿罗汉”到“成佛”
小乘佛教的修行终点是阿罗汉果，即灭尽烦恼、超越生死的解脱者。修行者需通过四谛（苦、集、灭、道）与十二因缘的分析，理解痛苦根源并断除执著。例如，缅甸帕奥禅林的比丘通过“四禅八定”训练，逐步达到“灭尽定”状态，实现个人解脱。
大乘佛教则将目标提升至“成佛”，主张人人皆具佛性，可通过菩萨道修行最终圆满觉悟。菩萨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实践路径，在世间利益众生。如中国净土宗倡导“念佛往生”，认为信徒可通过持念阿弥陀佛名号，借助佛力往生极乐世界，最终成佛；而禅宗则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通过顿悟实现即身成佛。
三、经典依据：从《阿含经》到《法华经》
小乘佛教以《巴利三藏》为核心经典，包括《长部》《中部》《相应部》等，这些经典记录了佛陀在世时的言行与早期教义，语言质朴，侧重实践指导。例如，《增一阿含经》明确提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修行纲领。
大乘佛教经典则形成于佛灭后数百年，包含对小乘教法的批判与超越。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阐述空性智慧；《法华经》提出“会三归一”思想，认为声闻乘（小乘）、缘觉乘（中乘）、菩萨乘（大乘）皆是佛陀针对不同根器众生的方便教化，最终皆导向一佛乘（成佛）。此外，大乘还吸收了印度教神祇崇拜元素，将佛陀神格化为“三身佛”（法身、报身、化身），并创造阿弥陀佛、药师佛等化身佛，满足众生不同需求。
四、社会影响：从僧团中心到居士参与
小乘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如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保持传统僧团主导模式，修行者以出家比丘为核心，通过严格的戒律与禅定训练维护教义纯正性。例如，泰国王室至今保留“灌顶传法”仪式，强调僧团在佛教传承中的权威性。
大乘佛教则适应了东亚社会结构，突破出家与在家的界限，鼓励居士广泛参与修行。如中国唐代“居士佛教”盛行，维摩诘居士成为在家修行的典范；日本净土真宗更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即使罪业深重者，只要信愿念佛，亦可往生极乐。这种开放性使大乘佛教更贴近普通民众，成为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历史脉络：从部派分裂到全球传播
佛教的分化可追溯至佛灭后百年间的第二次结集。因对戒律的争议，佛教分裂为上座部（保守派）与大众部（革新派）。上座部发展出说一切有部等学派，坚持“我空法有”；大众部则逐渐演化为大乘佛教的前身，提出“佛陀是法界体性智的显现”等神格化观点。
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中亚、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形成汉传佛教体系；同时向南传入斯里兰卡，与上座部佛教融合，影响东南亚佛教发展。而小乘佛教则主要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延续原始教义，形成南传佛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