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继位之初，便以一系列与雍正朝截然相反的举措引发朝野震动：驱逐宫中道士、为宗室平反、废除“士绅一体当差”政策、大规模豁免官员亏空……这些看似“唱反调”的行为，实则是乾隆在总结康熙、雍正两朝经验基础上，构建的“宽严相济”治国体系。其执政逻辑既包含对时代矛盾的精准回应，也暗含权力结构调整的深层考量。
一、政治清洗与人心收揽：破解雍正朝的权力困局
雍正帝以铁腕手段整顿吏治，推行“密折制”“考成法”，严惩贪腐与宗室异己，虽有效扭转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却也埋下两大隐患：
皇室内部矛盾激化：雍正对八爷党（胤禩、胤禟集团）的残酷镇压，导致宗室成员“互相排挤”，甚至引发“弘皙逆案”等谋反事件。乾隆继位后，立即赦免被削籍圈禁的宗室成员，恢复胤禩、胤禟子孙宗籍，并晋升允祎、允禧等宗室爵位，甚至允许康熙、雍正妃嫔随子出宫居住。这些举措缓和了皇室内部尖锐的矛盾，为团结统治阶级奠定基础。
官僚集团离心离德：雍正的“严刑峻法”使官员人人自危，如年羹尧案牵连甚广，文字狱频发导致士林噤若寒蝉。乾隆即位后，一次性免除69名官员欠款，赦免2100余名受罚官员，并允许因年羹尧案被革职者复职。同时，他放宽官员考核标准，减少对文人言论的压制（初期），以“恩威并施”取代单纯的高压统治。
二、政策修正与时代适配：从“严苛”到“宽仁”的转型
乾隆对雍正政策的调整，本质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战略选择：
经济政策：从“务实节俭”到“铺张扩张”
雍正通过“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改革，为国库积攒约6000万两白银，但过度节俭导致宫廷开支压缩、地方财政僵化。乾隆则通过大规模修建园林（如扩建圆明园）、六下江南（耗费约2000万两），刺激消费与地方经济；同时默许官员“养廉银”外的灰色收入，以换取行政效率提升。这种“铺张扩张”虽埋下贪腐隐患（如和珅案），却短期内激活了社会经济活力。
边疆战略：从“防御固守”到“军事扩张”
雍正朝对西南土司采取“改土归流”政策，但推进谨慎以避免激化矛盾。乾隆则以“十全武功”为号，通过平定大小金川之役、清缅战争、安南之役等，将新疆纳入版图，完善对西藏的统治，使清朝版图达到最大化。这种军事扩张虽耗费巨大，却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强了清朝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控制：从“压制异端”到“收编利用”
雍正通过《大义觉迷录》与民间辩论，试图消弭对其继位合法性的质疑；乾隆则直接禁毁此书，改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方式系统性删改、禁毁“违禁书籍”，规模远超雍正时期。同时，他标榜自身为“儒家圣君”，频繁祭孔、题诗，以文化认同强化统治合法性。
三、权力结构：从“集权改革”到“制度固化”
乾隆对雍正政策的调整，也包含对权力结构的深层重构：
军机处职能固化：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强化皇权，打破传统官僚体系平衡；乾隆则将其变为常设机构，但后期依赖和珅等宠臣，导致权臣干政，皇权绝对化趋势加剧。
满洲本位强化：雍正主张“满汉一体”，重用汉臣（如张廷玉）；乾隆则更强调“满洲根本”，限制汉人权力（如打压胡中藻案），通过“满汉分治”巩固八旗统治基础。
皇权神化：乾隆晚年以“禅位不交权”的方式，进一步神化皇权，远超雍正对“勤政”的追求。这种权力固化虽短期内维护了统治稳定，却为嘉道中衰埋下伏笔。
四、历史逻辑：继承与背离的双重性
乾隆的“反调”并非全盘否定雍正，而是选择性继承与策略性背离的结合：
延续核心制度：如军机处、密折制、摊丁入亩等，确保了行政效率与财政基础。
修正极端政策：如宗室政策、财政开支、边疆战略，以消除积弊、缓和矛盾。
极端化文化控制：文字狱、思想禁锢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反映其对统治合法性的焦虑。
这种“法祖”与“革新”的平衡，使乾隆既能标榜孝道，又能树立个人权威，最终将清朝推向鼎盛。然而，其后期宠信和珅、吏治败坏、闭关锁国等政策，也暴露出“宽严相济”理念的局限性。乾隆的执政史证明：治国如烹小鲜，需根据时代需求动态调整政策，而非固守某一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