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乱世的风云变幻中，翟让与李密的权力交接堪称农民起义军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这位从东郡法曹沦为草莽的豪杰，为何会将苦心经营的瓦岗军首领之位拱手让给初来乍到的李密？这一决策背后，既蕴含着起义军生存发展的现实考量，也暴露出农民政权在转型期的深层困境。
一、让位表象：从“兄事李密”到“引颈就戮”
大业十二年，翟让在韦城举兵时，瓦岗军不过是流窜于豫东平原的数百人盗匪。李密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支队伍的命运。这位没落贵族凭借“密图天下”的战略眼光，先以《秦叔宝见李密图》般的口才说服翟让攻取荥阳，又在洛口仓之战中展现惊人军事天赋。当李密率三千精兵击溃张须陀两万隋军时，翟让发自内心地感叹：“仆归郎君！”
让位过程充满戏剧性。翟让先是“推密为主”，称其为“魏公”，自己退居“司徒”。但这种权力交接远非和平过渡：李密建制称公时，翟让部将单雄信、徐世勣仅获封左武候大将军、右武候大将军，而李密心腹房彦藻、郑颋却占据要职。更致命的是，翟让始终未交出直属的“蒲山公营”，这支由他亲弟翟弘统帅的精锐部队，成为悬在李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深层动因：农民军的生存逻辑与转型困境
翟让让位的直接诱因，是瓦岗军面临的战略抉择。大业十三年，瓦岗军虽控有洛口仓、回洛仓两大粮仓，却陷入“有众百万”而“无攻城之具”的尴尬境地。翟让主张效仿黄巾军“流寇主义”，而李密力主效仿刘邦“约法三章”建立根据地。这种路线分歧在攻打洛阳时集中爆发：翟让系将领主张速战速决，李密则坚持“久围必降”。最终洛阳久攻不下，瓦岗军粮草濒危，暴露出农民军缺乏战略耐力的致命伤。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政权合法性危机。翟让作为传统农民领袖，其权威建立在“均贫富”的朴素纲领上，但当瓦岗军扩张至二十余万时，这种简单诉求已无法维系。李密带来的“复隋室”政治包装，以及与李渊集团的政治联姻，为瓦岗军披上合法外衣。翟让或许意识到，唯有让渡权力，才能使瓦岗军从“盗匪”转型为“义军”。
三、权力悖论：让位即失位的必然结局
翟让的悲剧在于，他未能参透农民起义的权力逻辑。当他在宴会上对李密说“今资粮丰备，故欲与君共定天下”时，实则已将自己置于“客卿”地位。李密为巩固权力，不得不除掉这个潜在威胁。大业十三年腊月，翟让应邀赴宴，在“饮酒至半”时遭李密心腹蔡建德斩杀，其兄翟弘、侄翟摩侯同时遇害。这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标志着农民起义内部权力斗争的血腥本质。
翟让的让位决策，本质是农民领袖在政权转型期的必然困境。他们既需要李密这样的士人精英实现政权升级，又无法摆脱传统农民思维的桎梏。这种矛盾在同时期的窦建德、杜伏威集团同样存在：窦建德重用士人宋正本却遭其背叛，杜伏威接纳辅公祏最终反目成仇。翟让的让位，不过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极端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