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抗战（Scorched earth war）指的是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
起因
1938年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的何健公馆内，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有冯玉祥、唐生智、何应钦和陈诚等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长沙面临日军入侵时的弃守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这座近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焦土抗战的政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38年10月25日，蒋介石撤离武汉，来到湖南南岳。在此之前的四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在武汉展开了大规模会战，双方共出动兵力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从六月一直激战到十月，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撤退，25日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又侵占了广州。此时，日军兵分两路，从武汉和广州南北夹击，想以最快的速度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来实现它“五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而长沙正是这条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长沙是坚守还是放弃，成为举国关注的大问题。
1938年11月10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紧急会议，开始传达蒋介石准备焚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指示，身为长沙市长的席楚霖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内容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会议结束后，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又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并开始策划焚毁长沙的行动。
结果
1938年11月12日的深夜，火烧长沙便开始了。大火烧死了两万多人，和大部分的房屋。为平民愤，军委会又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蒋介石指定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担任，副审判长由蒋锄欧担任。处理结果：
一、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三、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
四、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
五、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事后汪精卫在重庆发表了一篇反对焦土抗战的报道，报道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影响
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就这样在一场人为制造的大火中遭到了空前浩劫，地面建筑毁坏到几近于无。战后的官方统计表明，直接死于大火的市民有3000余人，全城街道、建筑90%以上被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受害最严重的当属广大百姓，他们即使逃出火海，劫后余生，但从此失去家园，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再也难觅栖身之地……长沙大火之类的“自我焦土”事件之所以受人诟病，乃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疏散群众的准备，致使百姓受难。
评价
焦土抗战”口号为反对不抵抗和消极抗战而生。应该说，“焦土抗战”之所以会成当时国人的共识，实在是因为当时敌强我弱之际，于种种主张当中其乃最悲壮、最能激发民族志气、彰显民族精神的口号。
“焦土抗战”政策整体上还是成功的。尽管蒋介石对“焦土抗战”的理解和执行与李宗仁和汪精卫等的主张有所偏差，但对抗战来说，其所奉行的“焦土政策”还是很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总体而言，“焦土抗战”在鼓舞民心士气、消耗日军战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说来，如常德会战那般的“焦土抗战”值得肯定；如长沙大火那般的“焦土抗战”，则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