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这个朝代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认为它是一个在商朝之前的时期，商汤灭夏之后建立起了商朝。只不过，夏朝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很多人认为夏朝可能只是虚构出来的，并非是真实存在，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和夏朝有关的历史遗迹。但是，尽管这样就能证明夏朝不存在吗?那又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找到夏朝遗迹?
1.夏年
简单理解就是夏的存续时间。按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是17世、471年(五百或六百年说不足取，因为每王世的平均在位年数长到不可接受)，这是夏的积年。这个年代跨度如果很短的话，比如类似秦朝、隋朝，是有可能由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没法很精确的与其之前、之后的朝代区分开，不过夏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关于绝对年代，由于比夏晚的商代、甚至包括西周前期也没有共和元年以后那样精确的纪年，所以如果具体到公元前X年至X年的话，夏的绝对年代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商积年以及武王伐纣之年等一些关键点的理解，大体上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断代工程给出的方案是约前2070-前1600)。
2.夏人活动地域
文献上主要是记载夏后都邑或者夏后在某个地点，终夏之世屡有变迁，个别如《战国策》和《史记》则提到夏桀之国居的四至范围。一般理解夏人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南黄河沿线地区(豫西，以及豫北、豫东)，势力范围涉及晋南和山东西部。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全中国到处都是，这么个状态。
3.遗址
在上述时空范围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考古工作、发现了很多遗址。而不是说比夏早的文化发现了、比夏晚的商发现了，唯独夏没有被发现。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区域之外，也有很多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禹域内外文化的差别。这是考古工作者在论证夏文化时最重要的基础。
当日中国远非大一统(其实，即便晚至秦汉帝国，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仍能被考古学家观察到)，如果有这么一群夏人，那么他们的文化也应该和其他族群有所不同(这一点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考虑到夏的时间跨度，那么也应该与之前和之后的文化都有所不同。考古学最擅长的工作不就是比较文化间的异同嘛，这也是考古工作者敢于在没有确凿出土文字发现的情况下论证夏文化的底气所在。遗憾的是由于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表述起来很晦涩，这一点是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视的。
概括说来相对主流的认识是，以殷墟文化作为基点(确定是晚商)往前追溯，其来源被认为是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分布区基本重叠、年代在二里头和殷墟之间，被认为是早商)，再往前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可能是先商，先商不是“商以前”的意思，而是特指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和下七垣同时的二里头很可能就是夏。郑洛地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大师姑、望京楼等含商文化因素城址的批量出现，再加上二里头的衰落，可能就是夏商更替的反映。至于夏的建立，最常被用来论证的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扩、江汉地区石家河与后石家河的更迭，与“禹征三苗”有关，所以夏的上限不应早于河南龙山。
4.证明
当然，随着二里头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城墙等重要遗存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更增强了学者们的信念——考古学界在引用文献来“证明”二里头是夏桀所居的同时，历史学界也在引用二里头的新发现来“证明”夏的存在是铁证如山。按某些不中听的话说，就是双方“在互相利用”。如果二里头或其他夏文化探索对象所显示的文明程度不高，可能学界主流会比现在更谨慎和保守一些。既然二里头已经体现出极为强势的“王朝气象”，相对周边文化来说有压倒性的优势和辐射能力，而且一般认为是代表了早于商的政治实体，再要从考古学上否认夏已经显得很不靠谱了(如果否认夏的存在，肯定还是要走30年代疑古派的老路)
5.文化考证
除了大范围比较文化异同以及从考古学上研究文明程度之外，还有很多考古证据被用来和夏相联系。比如《礼记·明堂位》: “灌尊, 夏后氏以鸡夷, 殷以斝, 周以黄目。” “鸡夷”何指历代不得其解，邹衡论证了它就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封口盉(现代命名的一种陶器类型，周代已绝迹)。又比如孙庆伟论证了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起源于中原、并进而扩散到整个东亚的玉礼器牙璋，可能就是《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的玄圭。
6.结论
固然，应该承认这种条件下所得出的关于夏文化的结论，不如殷墟=商代晚期那么可靠，或者说锤没有那么实。但是除非坚信夏不存在或不可“证明”，反过来观察其他知乎常见论证夏文化的方式，其逻辑不自洽的地方更多。
比如说因为夏在很遥远的西方某地，所以考古学家在中原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的年代没有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么早，所以考古学家在那个时间段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么强大或文明，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国甚至部落，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夏。
其实“夏”这个概念的唯一源头就是文献，研究历史确实不能“尽信书”，但如果有选择地信，就要讲证据。为什么同样是文献，相信夏的存在，却不相信共存的其他关于地域、时间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描述，文献根据到底在哪儿?
相比之下，被认为是疑古过甚的学者倒是更坦荡一些，信什么疑什么好歹还给出了系统论述(如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杨宽：《说“夏”》;艾兰：《龟之谜》)，而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半信半疑”。
还有很多人都对考古材料一知半解。如某大V放言“夏朝晚期都城，即二里头文化，影响区域小，比起商朝来说没啥“王朝气象””，找不到夏的原因是“几乎所有人都偏执地认为，中后期的夏朝应该也像武丁之后的中后期商朝那样强盛。”这明显是对考古研究的误读。从考古材料看，二里头二期至四期的对外影响力，并不亚于殷墟二至四期。如果二里头是中后期的夏，那它确实是和武丁以来的商是一样强的。
这位还多次拿东周举例、如果没有文字发现的话如何如何。实际上在许宏看来，二里头是应该和殷墟、西周这样的核心文化相提并论，而不是那种徒有其名的“天下共主”，这一点凡是认真看过《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都很明白。而且，如果没有出土文字+文献，实际上仍能单靠考古材料得出，二里头之前是满天星斗，二里头出现后月明星稀，从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到周原-丰镐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向外强势扩散态势，这种势头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才随着周原和丰镐两个特大型聚落的衰亡而结束，接下来华夏的扩张就依靠从宗周分裂出去或者继承吸收宗周因素的列国文化了，直到咸阳、长安出现之前整个天下就是多级世界，这和二里头时代有哪门子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