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晚年缠绵病榻时，太子李治与庶母武则天的隐秘情感在侍疾的压抑氛围中悄然滋长。这段被《唐会要》记载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的关系，既源于李治对年长女性的情感依赖——其生母长孙皇后早逝，父亲忙于政务，使他对成熟女性存在天然的亲近需求；更与权力真空期的心理投射密切相关。武则天以驯服烈马“狮子骢”展现的果决手段，与李治的仁厚性格形成强烈互补，这种性格反差在权力阴影下演变为致命吸引。
当李世民驾崩后，武则天依例入感业寺为尼，但李治在周年祭时与其重逢的场景，成为这段关系的关键转折。据《旧唐书》记载，两人相认时“相对泣下”，这种情感张力与李治对武则天“面含羞色愈加秀色可餐”的初见记忆交织，促使他突破伦理禁忌，通过“先皇赐妾”的编造为其正名。这种决绝背后，既有对情感依赖的纵容，更暗含借武则天制衡关陇贵族的政治考量。
王皇后的困局：门阀联姻下的情感荒漠
出身太原王氏的王皇后，其婚姻本质是李唐王朝与关陇贵族的政治联姻。尽管她“花容月貌，性格温顺”，但未能生育子嗣的缺陷，在“母以子贵”的宫廷规则中成为致命伤。更关键的是，萧淑妃凭借兰陵萧氏的士族背景与生育优势（一子二女），迅速占据李治情感中心。据《新唐书》记载，萧淑妃“姿色娇媚，能说会道”，其盛气凌人的态度与王皇后的隐忍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面对萧淑妃的专宠，王皇后陷入两难：既无法通过生育扭转劣势，又难以直接对抗士族背景深厚的对手。此时，武则天的出现为她提供了“以毒攻毒”的破局思路——引入一个既无显赫家族支撑（武士彟已故，家族衰落），又与李治存在情感基础的“第三方”，既能分散萧淑妃的宠爱，又便于控制。这种策略看似精妙，实则忽视了武则天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知。
引狼入室的代价：从情感博弈到权力倾轧
武则天回宫后迅速展现政治智慧：她先以卑辞屈体赢得王皇后信任，被封为二品昭仪；继而通过生育六子（李弘、李贤等）巩固地位，形成“后宫再无子嗣”的垄断局面。当小公主暴卒事件引发李治废后念头时，武则天已悄然完成对宫廷势力的渗透——她买通王、萧二人身边的宫女太监，构建起严密的情报网络，使李治对王皇后的猜忌日益加深。
这场权力博弈的转折点出现在655年。李治以“王皇后无子”为由提出废后，实则借机打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据《资治通鉴》记载，褚遂良激烈反对时，李治“羞愧难当”，而武则天从幕后冲出怒喝“何不扑杀此獠”，暴露其早已深度介入政治决策。最终，李勣“此陛下家事”的表态，成为压垮关陇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迷雾下的真相：情感与权力的共生体
现代研究揭示，这段关系远非简单的“不伦之恋”或“权力联姻”。从情感维度看，李治对武则天的专宠持续三十四年，即便她40岁高龄诞下太平公主仍“专宠如一”，这种超越生理需求的情感联结，在帝王史中极为罕见。而武则天通过“建言十二事”改革科举、打压门阀的举措，与李治“永徽之治”的政治理想高度契合，形成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
乾陵无字碑的隐喻恰是这种复杂关系的写照：李治碑文详述功绩，武则天碑却空无一字，这种“夫唱妇随”与“女帝自白”的矛盾统一，印证了两人既是夫妻更是战友的关系本质。当李治在遗诏中写下“军国大事决于天后”时，交付的不仅是权柄，更是毕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既源于情感依赖，更基于对武则天政治能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