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曾以“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震撼清廷，却在1856年“天京事变”中因内耗走向衰败。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不仅导致两万多名将士殒命，更使太平天国从军事巅峰跌入分裂深渊。其内耗的根源，实为权力争夺、制度缺陷与信仰异化的共同产物，而主要责任人则指向洪秀全与杨秀清这对“君权与神权”的矛盾核心。
一、权力真空下的野心膨胀：杨秀清的致命抉择
杨秀清作为太平天国实际军事统帅，凭借“天父代言人”的神权地位与卓越战略能力，逐渐掌握军政大权。1856年攻破江南大营后，其野心达到顶峰：他再度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这一行为直接挑战了洪秀全作为“天父第二子”的宗教权威，更触动了封建王朝“君权神授”的底线。
杨秀清的专横跋扈早已埋下祸根。他因琐事杖责洪秀全、石达开岳父黄玉昆，甚至当众羞辱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高层，导致“君臣不别，东欲专尊”的积怨。当杨秀清以“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时，其结局已注定——洪秀全虽表面隐忍，实则通过密诏韦昌辉、石达开回京，借刀杀人完成了对杨秀清的清算。
二、信仰异化与制度缺陷：洪秀全的双重失职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精神领袖，其失职体现在两方面：
信仰工具化导致的神权崩塌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本为凝聚人心，但定都天京后，他逐渐将宗教异化为权力工具。杨秀清频繁假托“天父下凡”，实则是利用神权填补洪秀全权威缺失的空白。当洪秀全沉迷于广建宫殿、纳妃敛财时，杨秀清的神权已超越君权，导致“天父”与“天王”的信仰体系彻底分裂。
制度缺陷引发的权力失控
太平天国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暴露了其脱离现实的空想性。更致命的是，洪秀全为刺激士气，将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教特权结合，形成“按功封王”的恶性循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因未获掌率之位而心生怨愤，洪仁玕虽提出《资政新篇》，却因缺乏社会基础沦为一纸空文。这种制度缺陷，使权力争夺成为必然。
三、内耗的连锁反应：从派系斗争到全民溃败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内耗呈现三大特征：
血腥清洗的恶性循环
韦昌辉奉密诏诛杀杨秀清后，借“搜捕东党”之名滥杀两万余人，甚至意图攻打天王府。洪秀全为平息众怒，处死韦昌辉并五马分尸，随后又诛杀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因谴责滥杀被迫出走，带走十余万精锐，导致“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危机。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暴露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封两千余个“王”，将领们为争夺权位互相倾轧。李秀成部属陈坤书为求封王，竟勾结洪氏兄弟叛变。这种“帝王思想”的泛滥，源于小农经济下对特权阶层的盲目崇拜，使革命理想沦为权力游戏。
外部压力下的加速崩溃
清军与湘军趁内耗之机反扑，曾国藩的湘军以“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逐步蚕食太平天国领土。同时，西方列强为维护在华利益，向清军提供武器支持，使太平天国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
四、历史镜鉴：权力、信仰与制度的永恒命题
太平天国内耗的悲剧，揭示了农民起义的三大困境：
权力集中与制衡的失衡
洪秀全为巩固统治，放任杨秀清专权，却未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导致“神权”与“君权”的零和博弈。
信仰理想与现实利益的冲突
《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使其无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将领们发现“平均分配”无法兑现时，转而通过权力争夺获取现实利益。
制度建设与阶级局限的矛盾
太平天国领袖们虽试图构建“平等社会”，但其小农意识导致无法超越封建思维。洪秀全后期沉迷享乐，杨秀清图谋篡位，均暴露了农民阶级在权力面前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