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出祁山”作为诸葛亮北伐的经典叙事，早已通过《三国演义》的传播深入人心。然而，正史《三国志》明确记载，诸葛亮实际发动五次北伐，仅两次兵出祁山。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源，既在于文学创作的艺术加工，也折射出历史记忆的复杂演变。
一、正史记载：五次北伐的军事轨迹
诸葛亮北伐始于建兴六年（228年），终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历时七年，共发起五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第一次北伐（228年春）：诸葛亮采用声东击西之策，扬言由斜谷道攻郿县，实则亲率主力出祁山。此战陇右三郡（南安、天水、安定）望风归降，关中震动。但因马谡失守街亭，蜀军退路被断，被迫撤军，三郡得而复失。
第二次北伐（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攻陈仓，魏将郝昭坚守二十余日，蜀军粮尽退兵，退军时斩杀魏将王双。
第三次北伐（229年）：诸葛亮派陈式攻取武都、阴平二郡，自率主力牵制魏军，成功收复两郡，扩大蜀汉西线疆域。
第四次北伐（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流马运输粮草，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虽因李严运粮不力退军，但射杀魏将张郃，削弱敌军实力。
第五次北伐（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屯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形成对峙。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北伐终止。
五次北伐中，仅第一次和第四次明确兵出祁山，其余三次分别选择陈仓道、武都阴平方向及斜谷道。这一路线选择基于现实考量：祁山道相对平坦，利于粮草运输，但诸葛亮为避免曹魏针对性防御，需灵活变换进攻方向。
二、“六出祁山”的文学起源：罗贯中的艺术重构
《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北伐演绎为“六出祁山”，其创作逻辑包含三重艺术加工：
防御战的纳入：小说将建兴八年（230年）的魏军入侵、蜀汉防御战（即“自卫反击战”）计入北伐次数，使总数增至六次。此战中魏延、吴懿率偏师深入羌中，诸葛亮主力屯汉中，虽属防御性质，但被罗贯中纳入北伐序列。
祁山道的象征化：祁山作为北伐起点，在小说中被赋予“复兴汉室”的象征意义。罗贯中通过反复强调祁山，强化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形象，如第四次北伐中详细描写木牛流马的制作与使用，突出其坚韧不拔的意志。
叙事节奏的需要：小说需通过多次出兵构建跌宕起伏的情节。六次北伐的设定使故事更具张力，如第一次北伐的“失街亭”、第四次北伐的“射张郃”、第五次北伐的“五丈原陨星”等经典场景，均依托“六出祁山”的框架展开。
三、历史记忆的演变：从五次到六出的文化接受
“六出祁山”的流行，反映了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在传播中的互动：
民间叙事的优先性：宋代以降，说书人、戏曲家为吸引听众，不断强化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形象。《三国演义》成书后，其通俗性、趣味性使“六出祁山”成为主流认知，而《三国志》的严谨记载反而被边缘化。
符号价值的强化：祁山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化符号，代表蜀汉“以弱抗强”的抗争精神。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言：“诸葛武侯之出祁山，以攻为守也。”这种解读超越军事层面，赋予“六出祁山”道德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现代研究的纠偏：20世纪以来，史学界通过考证《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料，逐步还原诸葛亮北伐的真实面貌。例如，学者谭良啸指出：“诸葛亮五次北伐中，两次出祁山、两次出陈仓道、一次出斜谷道，路线选择均基于战略考量，而非文学渲染。”
四、历史与文学的辩证：如何看待“六出祁山”？
“六出祁山”的争议，本质是历史真实与文学价值如何平衡的问题：
从历史研究角度，应坚持《三国志》的记载，承认诸葛亮北伐五次、两次出祁山的事实。过度依赖小说叙事可能导致对蜀汉国力、曹魏应对策略等关键问题的误判。
从文化传播角度，“六出祁山”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承载的“坚韧不拔”“鞠躬尽瘁”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正如鲁迅所言：“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种艺术夸张恰是文学魅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