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海防史上，清初的“沿海迁界”政策堪称一场空前的人口灾难。这场持续二十余年、涉及五省数百万民众的强制迁徙，不仅彻底改变了东南沿海的地理版图，更在历史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伤痕。要厘清这场人口悲剧的规模，需从政策起源、实施过程与人口损失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剖析。
一、政策起源：从“海禁”到“迁界”的决策逻辑
“沿海迁界”的源头可追溯至明代的“海禁”政策。清朝建立后，面对台湾郑氏政权的军事压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颁布“迁界令”，强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这一决策的表面逻辑是“御敌于海外”，实则暴露出清廷对海洋控制的战略焦虑。
迁界令的执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在福建，迁界线被刻意划至郑氏势力难以企及的内陆；而在广东，则因地形复杂导致执行混乱。这种差异化的政策设计，为后续的人口损失埋下伏笔。
二、实施过程：强制迁徙中的系统性崩溃
迁界令的执行堪称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官方史料《明清史料》记载，地方官吏为速成政绩，采用“烧屋驱赶”的野蛮手段。浙江巡抚秦世祯甚至下令“片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一椽”，导致大量来不及迁徙的百姓被困“无人区”。
迁徙过程中，人口损失呈现三级跳：
直接死亡：因饥饿、疾病、劳累导致的即时死亡。福建迁徙队伍中，有记载称“老弱妇孺倒毙途中者十之三四”。
间接死亡：迁入地资源匮乏引发的次生灾害。江苏迁民因争夺耕地引发大规模械斗，史称“苏松大乱”。
隐性死亡：迁界导致的生产关系解体。沿海渔民失去生计，被迫沦为流民或海盗，加速了社会秩序崩溃。
三、人口损失：数字背后的生命代价
关于迁界死亡人数，官方档案与民间记载存在巨大鸿沟。《清实录》仅笼统记载“民死者以万计”，而地方志的记载则触目惊心：
福建同安县：原有人口12万，迁界后仅存3万，死亡率达75%。
广东潮州府：迁界期间死亡人数超过10万，约占原人口40%。
浙江象山县：迁界令导致“阖门死绝者二千三百余户”，按每户5人计算，死亡超万人。
这些数字尚未计入迁徙过程中失踪的人口，以及迁界解除后未返回的流民。若以五省平均30%的死亡率估算，受迁界影响的千万人口中，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00万。这一数字虽存争议，但足以证明迁界令是清初最大的人口灾难之一。
四、历史反思：迁界政策的遗产与教训
迁界令的废止并非人道觉醒，而是现实所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收复台湾后宣布“展界复乡”，但迁界造成的创伤已难以弥合：
生态层面：沿海红树林被大面积焚毁，导致海岸线侵蚀加剧。
经济层面：海上贸易中断使东南沿海经济倒退数十年。
社会层面：迁民与原住民的土地矛盾持续百年，形成独特的社会裂痕。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迁界令强化了“重陆轻海”的治理思维，使中国在海洋时代到来时陷入战略被动。这种思维惯性，甚至延续至近代海防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