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因为学术根基不同，政管理念不同，所以在“治道”上有彻底不同的取向。这是他们在观念层面最大的分野。
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分歧傍边还隐含着不同的哲学立场——他俩对人性的看法也不一样。
王安石的人性论是：现实的人性遭到后天习气的影响，是有善有恶的，可是人性最内涵的根源是善的。这是受孟子的人性论的影响。因为人有善的根源，所以人心的本能是向善的，好的管理便是要把这个善的本能挖掘出来，提炼、扩大，变成准则和公共政策，变成一种从社会全体层面对公平、正义、功率、良善的寻求。一句大白话便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看得下去吗？我看不下去，于心不忍。所以要把这个“不忍人之心”转化成一个关怀弱势群体，实现全体价值的“不忍人之政”，这便是王安石抱负的政治形式。
那司马光的人性论，则认同汉代学者扬雄的观念，“性善恶混”。人从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人性是不一样的，有善也有恶。性善的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平庸的、可上可下的；还有不少人是骨子里坏透了无可救药的。所以好的治理是防范、制约，要用非常严格的纲纪、名分、法律、制度来维护，这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打马虎眼，不能给那些千方百计想要作恶的人留下任何理论和制度空间。唐朝就很典型，开国时候就有个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弟、逼君父，就弄得唐朝的经学家、理论家们很尴尬，讲伦理的时候就得留下各种弹性空间和余地，就得说“父子兄弟伦常很重要，不能骨肉相残，但是有时候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然太宗皇帝的面子没法搁了。可是如果在政治理念的层面都不能明确高举道义的大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武后篡权、骨肉仇杀、安史之乱、甘露之变，最后到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就是彻底人吃人没下限了。所以在司马光这里，纲纪、名分、政体，比什么都重要。
人性论不一样，两个人所理解的“天道”就很不一样。王安石看到的“天道”的特点是：流转、变化，在无常当中隐藏着某种规律，所以人要适应这个历史时势的变化、主动求变，有所作为。而司马光所理解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宇宙和“天道”，他认同汉儒“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分是天经地义，永远不变的。所以政治的态度应该是谨慎守常，“利不百不变法”。
因为对“道”的理解不一样，他们对皇权政治的理解也就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两人都强调尊君，强调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强调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司马光认为君臣关系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伦常，是绝对不可以颠倒的，所以必须尊君，必须强调君臣的名分，强调臣子的绝对义务。因为皇权政治内在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在这个事情上容不得半点偏差，否则王莽、曹操、司马懿，就是前车之鉴。但是从另一方面，司马光也特别重视对君主权力的制约，皇帝要守规矩，要用纪纲来约束。因为历史上见过太多脑子进水倒行逆施的皇帝了。所以政治想要保持不坏，最重要的就是“政体”，这个体立住了，一个王朝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王安石也很重视君臣关系，也强调皇帝的自我约束，但是他对君主的作用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理解。这个理解来自于《周礼》“王与冢宰以道揆事”的观念，意思是在一个发达的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君王和宰相应该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不是完全按照这套规矩程序来办事，而是要从道的高度进行不断地反思和变革。因为官僚系统是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的，人浮于事、因循苟且，这些官僚们没有变革的动力，就是一份工作混碗饭吃，照章办事，这是应该的。但是皇帝和宰相一定要跳出官僚的思维，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有顶层思维。就像在化学反应当中，要主动扮演搅拌器甚至催化剂的功能，这样整个政治体才能保持活力，否则很快就变成死水一潭了。所以王安石认为，君主不能不守规矩，但也不能太守规矩，要有真正的主体性，要会乾刚独断，要懂得不次用人。总之，要不断地想着如何变得“更好”，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这种理念层面的差别，也决定了这场改革最后的命运。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朝，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是非常成功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完全可以实现。从宋代保存下来的很多未经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经济发展规模都达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神宗元丰时期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就连民变——就是民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量都是最少的。而且这些很多都是到南宋时期，由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书写者记录保存下来的，所以更能说明问题。
可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王安石追求一个“更好”的变革理想。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下，这个理想必须依靠皇帝的意志才能够实现，否则寸步难行。
对于王安石来讲，宋神宗是千载难逢的好学生：天资聪颖、谦虚好学，志向远大，内驱力很强。所以他们两个才能一拍即合。可是这么好的宋神宗，还是有性格缺陷，做事情喜欢事必躬亲。所以王安石罢相退休之后，他就大权独揽，而且做事情不会抓大放小，执念太深、弦绷得太紧。就是那种一门心思奔着清华北大去，结果一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弦断了，健康毁了，英年早逝。接下来呢，依靠血缘传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没办法保证皇帝死了之后他老妈不会来拆他的台，也没法保证继承人的政治素质。就算他儿子宋哲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可从小生长在高压环境中，弦比他老爸崩得更紧，二十来岁就英年早逝。再接下来，皇位终于传给一个会放松的人了——宋徽宗，他老人家倒真是很长命，可是他最后把北宋王朝带到沟里去了。
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当中最根本的矛盾：王道需要王权作为载体，但是王权的脆弱和不稳定，又决定了它承载不了王道的理想。所以“变革”会成为一件高成本、高风险、不稳定的赌博性尝试。一不小心，皇权过度膨胀，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反过来，固守祖宗之法，求稳、少变，各种意见相互制约，虽然效率低一点，处处掣肘，但是可以维持一个将就的平衡状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理解很多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真是太不靠谱了。恪守祖宗家法，保持“不坏”，成了一个理性的，也是稳健的选择。宋代以后几个王朝基本上都是按这个套路走下去了。
那司马光成功了吗？其实也没有。大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真就像考试一样，八个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追求“更好”，很大概率就会变得“更坏”。政治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和目标，想要通过固守成法来维持一个王朝的体制长久不倒，是绝无可能的，元明清三朝都这样，到中后期，一旦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
所以，中国近代的革命和当代的改革，还是走回到了王安石追求“更好”的道路上来。“天下为公”的理想，共同富裕的愿望，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今天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就是要求不断精益求精的“更好”的状态。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就很典型，中国的态度就是更好、更好，还得更好，严防死守，直到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像病毒这样的对手，不用强力的，甚至是拼命的态度去对付它，那就只能等着群体免疫了。
这种对更好的追求，就意味着每次考试都是奔一百分去，压力特别大，而且经常吃力不讨好，很容易挨骂。但是，高水准的治理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挨骂当中，才能够不断锤炼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