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人臣儆心录》，是清初王永吉所撰，颁布于顺治十二年，即1655年。因为有顺治皇帝作的序，所以有“御制”二字。儆心，意思是警惕自己的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自律意识。
作者王永吉，字修之，号铁山，江南高邮，即今江苏高邮人。明天启五年进士，任知县。崇祯十五年，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官至蓟辽总督。明朝灭亡后，王永吉降清，顺治二年任大理寺卿，四年任工部侍郎，八年任户部侍郎，十年升兵部尚书。次年转都察院左都御史，擢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六年卒。谥号文通。
写作背景
王永吉写作此书的背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因勋臣谭泰、石汉，大学士陈名夏等先后以骄怙伏法，因推论古来奸臣恶迹，训戒群臣，俾共知炯鉴也。”其中谭泰为满洲正黄旗人，授征南大将军，屡建战功，后被指恣意专横、营私擅政，顺治八年被处死。
陈名夏，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后投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又降清，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因勾结朋党、擅权乱政而被弹劾，顺治十一年被杀。可见，顺治年间的几起大案要案，引发了统治者对吏治问题的思考，使其感到有必要告诫百官以此为鉴。而警示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强化为官者的自律意识。
内容
御制人臣儆心录》由植党论、好名论、营私论、徇利论、骄志论、作伪论、附势论和旷官论八个部分组成，基本涵盖了古代官场的主要弊端。
这八种现象是古代官场的常见病，也是腐败的诱因，甚至有的本身就是腐败。
需要指出的是，封建官场腐败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以及寄生其中的官僚体制。腐败的实质是滥用公共权力，产生的背景是私有制度，并与剥削阶级、国家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封建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建立的是“家天下”的王朝；统治阶级压迫和掠夺广大劳动人民，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是最大的腐败。此外，封建官场腐败还与官僚体制的以下几个显著特点有关。
一是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封建官场普遍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上司掌控下属的政治生命，下属的奖惩黜陟完全由上司决定。衙门内部及官员之间互相联络，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这种关系在家族中依靠血缘维系，在国家层面即官场则主要靠金钱、情感维系。这就为权钱交易、拉帮结派提供了温床与土壤。
二是所挂靠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人治社会权比法大，制度只是一块可以随时更换的招牌。新王朝建立伊始，一些有作为的帝王都会狠抓吏治，规章制度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逢衰世或者政治昏暗，规章制度便形同虚设，或者废置无常，如同儿戏。反腐败没有制度上的根本保障，也就无法遏制腐败。
三是融化在官僚体制中的传统亲情文化。具体表现为官员对门生故吏的认同，以及在提携时亲情和友情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亲情、友情重于职业操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种氛围中，为官者的道德耻辱感接近于零。
面对腐败的现实，封建统治者以及有识之士也曾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但是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官僚体制以及封建制度这个根本弊端，而只能用传统的方法即法治与德治进行治理。法治指用法家的严刑酷法，这是事后的惩治。
但严惩贪官污吏只能收效一时，不能永久根治。而且在古代人治社会，高压惩治稍一松懈，官场贪风即会反弹。德治指用儒家的道德礼教，这是事先的防范。在同一个体制下，官员个人的品行会有天壤之别。
德治的目的在于培养官员的为臣之道，而其中首要的就是官员的自律行为。《御制人臣儆心录》就是培养官员自律意识的一部“教科书”。
对从政者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而古为今用，又是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这本书仍然具有它的现实价值。
阅读此书，思考古今官场的通病，可以加深我们对治理腐败等顽症痼疾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并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在新形势下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