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17岁的刘禅继位为帝，改元建兴。这位被后世贴上“扶不起的阿斗”标签的蜀汉后主，在诸葛亮辅政11年后开启亲政之路。其执政风格既非完全昏庸，也非雄才大略，而是在蜀汉国力衰微、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以务实态度维持政权运转的复杂政治实践。
一、权力交接：从“全权托孤”到“渐进亲政”
刘备临终前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的模糊表态，将蜀汉军政大权托付诸葛亮，并要求刘禅“事之如父”。这种安排既是基于对诸葛亮能力的信任，也是对刘禅能力的隐忧——这位少年天子虽接受过诸葛亮、伊籍的治国教育，但缺乏实战经验。
刘禅初期完全遵循遗嘱，将政务交由诸葛亮处理，自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北伐期间，刘禅仅负责礼仪祭祀，甚至在《出师表》中自谦“夙兴夜寐，不敢自逸”，展现对丞相的充分信任。这种权力让渡实为无奈之举：蜀汉政权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益州本土势力长期被压制，诸葛亮作为唯一能整合各方利益的领袖，其存在是政权稳定的关键。刘禅若强行揽权，可能引发内部动荡。
二、亲政初期：稳健务实，延续诸葛亮遗策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刘禅开始亲政，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稳中求变”：
人事布局：平衡派系，制衡权力
刘禅沿用诸葛亮推荐的蒋琬、费祎为辅政大臣，但改变“一人独相”模式，改由蒋琬任大将军、费祎任尚书令，形成双核制衡。蒋琬去世后，费祎继任大将军，姜维则以卫将军身份参与军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这种安排既延续了诸葛亮的人才梯队，又通过分工制衡防止权臣崛起。
军事决策：谨慎用兵，避免冒进
蒋琬曾提议沿汉水东下攻取上庸三郡，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后认为风险过高，最终叫停计划。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欲趁魏国高平陵之变出兵，刘禅虽未直接干预，但通过费祎限制姜维兵力（仅给万余人），体现其“守成”思维。这种谨慎态度虽限制了军事突破，但也避免了蜀汉因过度消耗而加速灭亡。
地方治理：平定叛乱，发展经济
刘禅亲政期间，越嶲郡叛乱频发，他派遣张嶷平叛后，命其修筑道路、改善民生，使当地“吏民便之”。这种“以战促治”的策略，既巩固了边疆，又提升了蜀汉经济韧性。
三、后期失序：宠信宦官，政权衰落
尽管前期表现稳健，但刘禅亲政后期逐渐陷入权力失衡：
宦官干政：黄皓崛起与姜维外避
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后，姜维掌握军权，但因北伐屡败引发朝臣不满。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后者通过“巫鬼之术”干预政事，甚至试图撤换姜维。姜维为自保，请求赴沓中屯田，导致蜀汉军事指挥体系瘫痪。
战略误判：错失防御良机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预警魏军将攻蜀，建议派重兵防守阳平关。刘禅却听信黄皓“魏军不会进攻”的谗言，未做准备。次年，邓艾偷渡阴平，蜀汉防线瞬间崩溃，刘禅被迫投降。
四、历史评价：能力有限，但非昏庸之极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禅：“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暗之后。”这一论断较为客观：
能力局限：刘禅缺乏战略眼光与决断力，尤其在后期无法平衡朝臣矛盾，导致政权内耗。
务实态度：在诸葛亮辅政期间，他充分放权，避免权力斗争；亲政初期亦能听取谏言，维持政权稳定。
现实选择：投降魏国虽背负骂名，但避免了成都屠城，客观上保护了百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