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伯是爵位名，并不是一种官位，是象征地位的爵位。中国古代有着“伯为长子，立长不立幼”的传承规范，一些邻近国家受中国影响也以此为爵位名。伯爵这一爵位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完整的爵位制度包括王、公、侯、伯、子、男等几个等级，经历两千多年的演化，在清代乾隆时期形成了清朝独有二十七等爵制。
中国自先秦时代开始，已有君主赐封伯爵的制度，伯爵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五等爵的第三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朝诸侯国中伯爵国有吴国、秦国、曹国、郑国、梁国、杞国、毕国、霍国、郕国、燕国等。
秦、汉朝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没有伯爵。唐朝设县伯爵，宋朝、明朝有伯爵。清朝有伯爵，分三等。
伯爵的爵位可以世袭罔替，不因后代官职大小受到限制。爵位一般由受封者的嫡长子继承。即使一个四品少卿，一旦承袭了父辈的伯爵爵位，当朝一品大员都不能将其按照四品官对待，按礼法都要尊称一声“爵爷”。
清朝每个爵位又分为一到三等三个等级，按照等级领取丰厚的官禄和禄米。例如清代名臣李鸿章是一等肃毅伯，左宗棠是二等恪靖伯。
二十七等爵制是清代针对异姓功臣的爵位封赏制度。在二十七等爵制中，伯爵爵位的品级为超品爵位，级别超过一品，属二十七等爵位中地位最尊崇的之一。伯爵的官服图案是身前身后四爪正蟒各一团，与皇亲贝勒、贝子服装图案相仿，可见其地位。
康熙、雍正之后，出于限制权力、稳固统治的需要，能够获封侯爵、公爵等高级爵位的臣子数量稀少。典型例子就是曾国藩。
咸丰帝临死前留下遗诏，宣称“能克复金陵者王”，也就是说，谁能够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南京）就可以获得超过二十七等爵的郡王爵位，
曾国藩带领湘军收复了清朝半壁江山，缓解清政府灭国之忧。但清政府不仅没有赐予他王爵爵位，连公爵的爵位都没有获得，只是赐予一个侯爵爵位了事。清中后期获爵的难度可见一斑。
伯爵几乎成为了异姓人能够获得的爵位的顶峰。被称作“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生前也只有一个一等肃毅伯的爵位而已。既然伯爵的地位如此之高，那么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获得封赐呢？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中，皇权所代表的宗室是地位最尊崇的一类人，皇子龙孙一出生就享有各种宗室爵位，亲王、贝勒等就是如此，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社会地位，他们获得爵位靠的是生为皇孙的运气和血脉。
对于皇族以外的人来说，想要获得爵位，福泽子孙后代，只能依靠功绩争取。可以是文治，也就是治世安民、经略国策，也可以是军功，即开疆拓土、定国安邦。
异姓人依靠文治的功绩封爵难度很大，明清甚至有“凡文官非有大功勋于国家，而所司朦胧请辄封爵者，当该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斩”的传统。
文官地位在重文轻武的古代都普遍高于武官，朝政大权都分别由文官掌控，如果没有大功勋就可以获封爵位，不但不利于文武官员的制衡，致使文官独大，更不利于维持皇权的权威和稳定。
张廷玉是清代为数不多的纯粹以文人之身获封伯爵的例子。张廷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为主修《明史》、《世宗实录》、《大清会典》 等国史立有大功，又因改革完善军机处制度受到雍正赏识官至内阁首辅、军机大臣等职务，在安定民生、减轻赋税、整顿吏治等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功绩。
雍正死前留下遗诏，准许他死后可以配享太庙接受祭祀，张廷玉也成为了清朝唯一一个供奉于太庙的汉族官员。
张廷玉这样的三朝元老最终也才封得一个三等勤宣伯的伯爵爵位，由此可见靠文治功勋进爵难度有多么大。
相比于依靠纯粹的文治，依靠军功进爵的难度要较为轻松一点，毕竟先秦时期设立爵位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奖励军功、鼓励作战。在清代的二十七等爵制也同样如此。
晚清名臣中的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有伯爵爵位在身，死后还被追封为侯爵。他们虽是文臣，但是却是依靠军功获封伯爵的典型。
左、李等人是地方的总督，出于清代以文制武的政治特色，可以统领地方的兵权，所以在作战的时候也更加容易立有战功。
左宗棠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清朝平定新疆，击败阿古柏，收回西北边陲近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李鸿章创立的淮军，无论是平定太平天国，还是清剿捻军起义，甚至在中法战争乃至甲午战争中，都始终是清朝的主力部队之一。
他们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过人的智慧谋略才能立下赫赫战功，被朝廷封赏为伯爵。其中的艰辛和凶险也实在是非常人所能经受。
同为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就因为没有军功，所以哪怕其在朝廷上也有所作为，但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封爵位，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之一。总结而言，清朝伯爵作为超一品的高级爵位，如果没有特殊功勋，几乎很难获得。尤其到了清朝中后期，难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