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乾隆帝的第二任皇后，乌拉那拉氏的结局堪称清代宫廷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案例之一。她因南巡途中的断发行为被乾隆帝彻底冷落，死后未获谥号、未入裕陵、葬礼规格低于皇贵妃，甚至被乾隆称为“迹类疯迷”。这场帝后决裂的背后，是权力、情感与礼制的多重博弈。
一、从侧福晋到皇后的曲折晋升路
乌拉那拉氏出身满洲正黄旗，父亲那尔布仅为佐领（正四品官员）。雍正年间，她被指婚给宝亲王弘历为侧福晋，但这一安排更多是政治联姻的产物。乾隆登基后，乌拉那拉氏虽被封为娴妃，却在后宫地位中长期处于尴尬位置：
晋升滞后：乾隆十年，高佳氏因病重被超拔为皇贵妃，而乌拉那拉氏仅与婢女出身的苏佳氏同封贵妃，且未获公主命妇跪拜礼。
生育困境：乾隆对她的冷淡直接导致其前19年无子嗣，直至成为皇贵妃后才诞下皇十二子永璂，此时她已34岁。
立后阻力：孝贤皇后富察氏去世后，乾隆因“恩深谊挚”拖延两年才立乌拉那拉氏为后，甚至在册立前专程至静安庄向富察氏亡灵“告知此事”。
这种“面子工程”式的晋升，为后续帝后矛盾埋下伏笔。
二、南巡断发：礼制崩塌的致命一击
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成为乌拉那拉氏命运的转折点。据《上谕档》记载，闰二月十八日早膳时乾隆尚赐膳皇后，晚膳时皇后已消失，由令妃主持宴席。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源于三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1. 皇贵妃晋封引发的权力危机
乾隆欲晋封令贵妃为皇贵妃，此举直接威胁乌拉那拉氏的中宫地位。按清宫惯例，皇后健在时皇贵妃位虚而不设，以避免“副后”对正宫的心理压迫。乌拉那拉氏的激烈反对，实则是对其地位不稳的恐慌。
2. 断发行为的礼制禁忌
满族习俗中，皇后断发仅在皇太后或皇帝驾崩时允许，象征“以发代头”殉葬。乌拉那拉氏在杭州“蕉石鸣琴”处断发，被乾隆视为诅咒帝后，触犯“国俗大忌”。这一行为不仅违背礼制，更在封建伦理中构成“大不敬”。
3. 劝谏行为触发的帝王逆鳞
据传，乾隆南巡期间沉迷江南美景与歌妓，乌拉那拉氏多次劝谏未果，最终以断发表达绝望。乾隆将其比作隋炀帝、唐后主之例的劝解，视为“谋逆”之意，怒斥其“精神不正常”。
三、乾隆厌恶的多维动因
乌拉那拉氏的失宠，本质是情感缺失与权力博弈的双重结果：
1. 孝贤皇后的情感替代困境
乾隆对富察氏的深情贯穿一生，其死后创作大量悼亡诗，80岁仍亲祭裕陵。相比之下，乌拉那拉氏的刚硬性格与富察氏的温柔形成鲜明对比，乾隆曾直言“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将继后比作“新琴”，前妻视为“旧剑”。
2. 立储争议的政治压力
乌拉那拉氏所生皇十二子永璂未获储君之位，而令妃之子永琰（嘉庆帝）逐渐受宠。乾隆因康熙朝“九子夺嫡”教训，长期不立太子，乌拉那拉氏对储位的焦虑被乾隆视为“后宫干政”，进一步激化矛盾。
3. 性格冲突的累积效应
乌拉那拉氏的刚烈执拗与乾隆的帝王权威形成冲突。从偷卖宫中东珠被揭发，到南巡断发，其行为不断挑战乾隆的容忍底线。乾隆通过裁减宫女、收回册宝、降低葬礼规格等手段，逐步剥夺其皇后实权。
四、历史评价的镜像反思
乌拉那拉氏的悲剧，折射出清代宫廷的残酷逻辑：
礼制高于情感：断发行为虽属极端，但本质是对礼制崩塌的反抗，却被封建伦理彻底否定。
权力胜过人性：乾隆为维护帝王权威，将个人情感凌驾于夫妻情分之上，甚至抹杀其皇后身份。
性别政治的困境：作为无家族支撑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抗争被视为“不守妇道”，而乾隆的冷酷则被包装为“圣德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