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20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在丹徒狩猎时遭刺客伏击，生命垂危。临终前，这位江东小霸王做出一个改变三国格局的决定：将印绶兵符交给二弟孙权，而非性格更似自己的三弟孙翊。这一选择背后，交织着政治现实、性格权衡与家族存续的深层逻辑。
一、性格之别：骁勇暴戾与沉稳权谋的取舍
孙翊“骁悍果烈，有兄策风”的特质，在乱世中本是可贵的军事禀赋。据《三国志》记载，他“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但孙策却选择将权力交给性格迥异的孙权。这种选择源于对政权存续的清醒认知：孙翊“喜怒快意写在脸上”的性情，在政治博弈中堪称致命弱点。朱治曾多次“以道理向他说喻”，却难改其急躁本性，这种性格缺陷在丹杨太守任上暴露无遗——因责难部下妫览、戴员，最终遭刺杀身亡。
反观孙权，其“性度弘朗，仁而多断”的特质更契合守成之主的需求。孙策评价二弟“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恰中要害。孙权在位期间，既能重用周瑜、鲁肃等江东豪族，又能驾驭陆逊、顾雍等士族精英，这种政治平衡术远非孙翊可比。
二、时局之困：创业未半与守成维艰的抉择
孙策去世时，江东政权面临双重困境：内部，孙氏宗族与江东士族的矛盾暗流涌动，孙静之乱已现端倪；外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压日甚一日。此时若传位给缺乏政治历练的孙翊，无异于将江东基业置于火山口。
孙权则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他即位后迅速平定孙辅、李术叛乱，稳住内部局势；对外则采取“联刘抗曹”策略，在赤壁之战中击退曹操。这种“能屈能伸，擅于权变”的特质，正是孙策所说的“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天下争衡，卿不如我”的精准注脚。
三、制度之缺：长子幼冲与宗法传统的碰撞
孙策长子孙绍的缺席，使继承问题更趋复杂。虽无明确生卒记载，但据孙策26岁去世推断，孙绍年不过十岁。在“主少国疑”的东汉末年，幼主继位往往伴随权力真空。袁术、刘表等割据势力因继承人问题引发的内乱，为孙策提供了前车之鉴。
宗法制度在此刻面临现实考验。按“嫡长子继承制”，孙绍本应是第一顺位；但江东政权尚未完成从“军阀集团”到“国家机器”的转型，武力威望与政治能力远比血缘顺序重要。孙权既非嫡子亦非长子，却凭借“与父兄俱事创业”的资历，成为最合适的“过渡人物”。
四、历史回响：孙翊之死与东吴政局的隐喻
孙翊的悲剧命运，恰似孙策抉择的注脚。建安九年（204年），孙翊在丹杨太守任上被部将边鸿刺杀，年仅二十岁。这场刺杀表面是个人恩怨，实则暴露其“驭下无方、识人不明”的致命缺陷。妫览、戴员二人本为盛宪旧部，孙翊却“以礼相待”委以重任，最终养虎为患。
反观孙权，其用人策略展现出高超的政治艺术：既能用周泰、蒋钦等寒门武将稳固军权，又能通过“二宫之争”平衡士族势力。这种“刚柔并济”的统治术，确保东吴政权在三国鼎立中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