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沙丘宫的密谋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本应继承大统的公子扶苏被伪诏赐死，昏庸的胡亥在赵高与李斯的扶持下登基，秦朝由此加速走向覆灭。这场政变中，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李斯的选择：作为扶苏的岳父、秦朝开国丞相，他为何放弃拥立贤明的长子，转而与奸佞合谋篡位？这一决策背后，交织着治国理念的冲突、权力结构的裂变，以及人性在生死抉择中的复杂挣扎。
一、治国方略的根本分歧：法家与儒家的不可调和
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其政治生涯始终以“强化集权、严刑峻法”为核心。从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再到主导“焚书坑儒”以压制异端思想，李斯的每一项政策都烙印着法家的实用主义与功利色彩。他坚信“法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主张通过严刑峻法实现社会秩序的绝对稳定。
而扶苏的治国理念则截然相反。作为秦始皇长子，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宽刑减赋、任用贤能”。秦始皇晚年因追求长生不老引发“焚书坑儒”事件时，扶苏曾公开进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这一言论直接触怒秦始皇，导致他被贬至上郡监军，远离权力中心。
这种理念冲突在李斯眼中意味着生死存亡。他深知，若扶苏继位，必然重用儒家学派，推行与法家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届时，自己作为法家学派的核心人物，不仅政治抱负无法施展，更可能因“焚书坑儒”等事件被清算。对李斯而言，支持扶苏无异于主动放弃权力根基，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二、权力结构的裂变：李斯与蒙恬的隐形竞争
扶苏与蒙恬的亲密关系，是李斯决策的另一重关键因素。蒙恬出身将门，率三十万大军驻守北疆，威望极高；其弟蒙毅位至上卿，深得秦始皇信任。兄弟二人一文一武，构成秦朝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而扶苏作为蒙恬的监军，与蒙氏家族关系深厚，若继位必然重用蒙恬为相，彻底架空李斯。
李斯对此早有预判。赵高在挑拨时曾直言：“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这一分析精准击中李斯软肋——他虽贵为丞相，但根基远不如蒙氏家族稳固。若扶苏继位，李斯极可能被边缘化，甚至因过往政策（如“焚书坑儒”）遭受清算。相比之下，胡亥年幼无知，赵高虽有权谋但缺乏根基，李斯若扶持胡亥，仍可凭借丞相身份掌控朝局。这种权力博弈的逻辑，最终压倒了亲情与道义。
三、赵高的致命挑拨：人性弱点的精准利用
赵高的游说策略，堪称对人性弱点的教科书级利用。他首先以“家族存亡”威胁李斯：“君侯才能、谋略、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通过对比李斯与蒙恬的才能、功绩与扶苏的信任度，暗示李斯在扶苏继位后必遭弃用。随后，赵高又以“历史先例”动摇李斯：“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吏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他列举商鞅、白起、吴起等功臣的悲惨结局，暗示李斯若不合作，必将重蹈覆辙。
这种威胁与利诱的双重攻势，彻底击溃了李斯的心理防线。作为从底层崛起的官员，李斯对权力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他早年因“仓鼠之叹”离开楚国，投奔秦国，正是为了追求“得时无怠”的功名利禄。如今，面对赵高描绘的“被弃用、被清算”的未来，他无法承受失去权力的代价。最终，李斯选择与赵高结盟，篡改遗诏，赐死扶苏。
四、历史回响：李斯决策的深远影响
李斯的选择，不仅葬送了扶苏的性命，更将秦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胡亥继位后，在赵高的操纵下实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迅速崩溃。而李斯本人也未能善终——他因与赵高的权力斗争被诬陷谋反，遭受五刑（黥刑、劓刑、斩左右趾、笞刑、枭首）后腰斩于市，家族三族被灭。
若李斯选择支持扶苏，历史或许会截然不同。扶苏的宽仁政策可能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大规模起义；蒙恬的军事才能可巩固边防，抵御匈奴入侵；李斯若以丞相身份辅佐扶苏，或能推动秦朝从“法家集权”向“儒法并用”过渡，为后世汉朝的“文景之治”奠定基础。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李斯的私心与短视，最终让他成为秦朝覆灭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