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也都在问这个李世民和杨贵妃的故事，说到这两个人，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李世民好像非常的爱这个杨贵妃了，那么又有人非常好奇了，这个李世民是不是最爱这个杨贵妃呢？这个问题比较刁钻啊，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了！
不管从正史还有野史，又或者说是小说电视剧，这个李世民最爱的人并不是杨妃，很多人又要问了，那到底是谁，其实最爱的应该是长孙皇后了，那么又有什么证据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分析看看。
先说说长孙皇后。
隋仁寿元年二月六日，长安永兴坊，高氏为丈夫长孙晟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小字观音婢。
高氏出身北齐皇族宗室，她的丈夫长孙晟亦是北魏拓跋氏宗室长之后，不过此时此刻新添幼女的长孙夫妇并没有想到，他们怀中的这个小女儿日后将会有着比他们更为显赫的身份，乃至成为母仪天下名垂青史的一代贤后。
大业五年，右骁卫将军长孙晟逝世，年仅八岁的长孙氏与母亲及哥哥长孙无忌一并被异母兄长长孙安业赶出家门，高氏无奈之下只得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投奔哥哥高士廉。
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与薛道衡、崔祖浚并称先达，结为忘年之交，如此具有名师风度的人自然不会嫌弃自己的妹妹，他将高氏与长孙兄妹接回家，对他们十分照顾。后来高士廉被贬为硃鸢主簿要远赴岭南上任，为了安顿好妹妹一家，特意将自己的大宅卖了另买了座小一些的宅子安置好他们。高士廉又见唐国公的次子李世民表现得非同一般，便做主将外甥女许配给李世民为妻。
大业九年，年仅十二岁的长孙氏嫁给了李世民，婚后长孙氏回永兴坊省亲，舅舅高士廉的小妾张氏在长孙氏居住的地方看见了一匹高头大马，而且鞍勒等物准备得一应俱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于是高士廉令人占卜了一番，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之后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册封其妻长孙氏为秦王妃。
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与李世民的长子诞生于承乾殿，故以此殿为名，取名李承乾。不过承乾有着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所以此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唐高祖为这个孙子亲赐。
武德三年，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第二子，取名李泰。同年六月，李承乾与李泰分别被册封为恒山郡王与宜都郡王。
武德四年，长孙氏为李世民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丽质——天生丽质难自弃，单从这名字中就可想见李世民对这个宝贝女儿的喜爱之情。同年，唐高祖又将宜都郡王李泰进封为卫王，加授上柱国，以继李元霸之后。原本作为秦王的嫡次子，李泰日后的爵位原本最高不过是从一品的郡王，然而李渊却将其封为了正一品的卫王（而不是从一品的嗣卫王）并授予上柱国的勋官，这对李世民一家来说是莫大的恩宠 。
这一年的七月十日，唐高祖废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唐高祖特别准许李世民可以自己铸三炉的钱，据唐玄宗时的大臣郑虔所说，欧阳询奉上蜡样时，王妃长孙氏曾不小心在蜡样上留下了一点指甲的痕迹，于是开元通宝铸造完成后上面便有了一缕“掏文”。
武德五年，李世民将长孙氏的侄子、长孙炽之孙长孙家庆任命为长子李承乾的侍读。
武德七年，唐高祖将恒山郡王李承乾徙封为中山郡王。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同年，李世民又将长孙氏的另一个侄子，也就是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又因为妻子长孙氏的身体不太好，李世民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想到妻子曾经在玄中寺聆听钟声并修葺寺庙一事，便特意到玄中寺拜会寺中的高僧道绰大士，供奉了大量珠宝，以此为妻子祈福 。
随着大唐江山的统一，李世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京城，又因为功高震主，秦王府与太子李建成的摩擦积怨也日渐加深。长孙氏便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为女眷的优势，时常进宫侍奉高祖与他的后宫嫔妃，尽力弥补彼此之间的嫌隙。
武德九年，秦王府与东宫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长孙氏与房玄龄“同心影助”，共同辅佐李世民。最后，李世民为了自保不得不率先带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在玄武门埋伏，长孙亲自为将士们分发盔甲，勉励众人，将士们都感激万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诛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后，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而长孙氏也被册拜为皇太子妃。
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登基后的第13天就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册立为皇后，丝毫不顾此时突厥压境的巨大威胁 ，并追赠自己的岳父长孙晟为司空、齐国公，谥曰献。十月癸亥，又立嫡长子中山郡王李承乾为皇太子。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玄武门之变中功勋第一的长孙无忌袭爵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又因为长孙无忌与自己年少时就是好朋友，如今又是外戚与功臣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经常让他出入自己的居室之中，又授予了尚书右仆射的要职。三月癸巳，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
同年，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敞因为受贿被免官，唐太宗却因为长孙敞是妻子叔父的缘故，经常命人送绢给他，供他开销，不久又让他以宗政卿的官衔退休，又加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以及正二品平原郡公的爵位。
十二月，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薛国公长孙安业与李孝常、刘德裕、元弘善等人谋反事泄，按罪当死，但长孙皇后却流着泪向丈夫求情：“安业之罪，万死无赦。但他早年将我和母亲赶出家门，此事天下皆知，如果杀了长孙安业，世人必然会认为我是仗着陛下的宠爱报复兄长。”于是别的主犯全部被诛，甚至李孝常的几个儿子也因连坐全部被杀，惟独长孙安业得以免于一死。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反对哥哥长孙无忌担任要职，常常对丈夫说：“我身为一朝皇后，尊贵已极，实在不愿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之上。汉朝的吕家和霍家外戚正是前车之鉴，希望陛下千万不要任命我的哥哥为宰相。”唐太宗一开始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坚持给了长孙无忌高官厚禄，于是长孙皇后私下让哥哥主动辞去这些职位，直到唐太宗最终不得不答应，只加封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长孙皇后这才喜笑颜开。
五月，卫王李泰改封越王。李泰因为是长孙皇后所生的缘故而宠冠诸王，唐太宗令其遥领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封地竟然有22州之多!比同时受封的亲王封地多了近两倍。
六月庚寅，长孙皇后在丽正殿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李治，唐太宗欣喜异常，不仅大宴五品以上的官员，赐帛有差，还下令只要是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可以领取粮食。据说就在李治出生三天后的“洗三朝”时，长孙皇后将当年丈夫从晋阳宫中得来的玉龙子与缀满珍珠的朱红襁褓一并赐给了这个小儿子。从此，这枚“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的玉龙子就成为了唐朝的吉祥物，由皇帝们代代相传。
同年，长孙皇后的长女，年仅八岁的李丽质被册封为长乐公主，食邑三千户。
贞观五年正月庚戌，唐太宗封长孙皇后之子李治为晋王。同年，唐太宗召法师元琬于苑内德业寺为长孙皇后写藏经。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特别下令让有司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然而不久之前御史大夫韦挺刚刚上表批评过时风：“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的嫁妆甚至比长公主还要多许多，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魏征认为嫁妆比长公主多一倍不合礼法，极力谏止，唐太宗下朝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道：“我知道陛下器重魏征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今天才知晓原来魏征果然是于社稷有益的肱骨之臣，而魏征作为臣下却能够秉直上谏，这份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于是下旨赏赐了二十万钱与四百匹绢给魏征，并特意嘱咐道：“我希望郑公能够一直将这份敢于直谏之心保持下去，认为不对的就直说，不要因为君臣之礼而有所讳言。”
三月，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到九成宫避暑。四月癸卯，夫妻二人在散步时，发现丹霄殿西面有片土地略感湿润，于是用手杖通导，即刻便有泉水涌出，随即用石槛围住，将之引伸为一个水渠。又因泉水出自丹霄殿之西，唐太宗便在丹霄殿置酒宴请诸位大臣，并赐帛各有差。而由魏征撰稿、欧阳询正书的《九成宫醴泉铭》，记叙的正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散步时发现醴泉的这件趣事。
几个月后，长孙皇后所生的小公主满月，唐太宗十分欣喜，大宴群臣于丹霄殿。九月丙申，太子李承乾来九成宫朝见，唐太宗高兴之余大宴东宫官属，又赐帛各有差。
十月乙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自九成宫回到长安，唐太宗亲自侍奉太上皇李渊，与长孙皇后一起献上饮食服饰等，直到夜深了才离开。唐太宗想要亲自送太上皇回去，太上皇不肯答应，让太子李承乾代为相送。
贞观七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后，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出嫁，而驸马不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的嫡长子，未来的赵国公，现在的宗政少卿长孙冲。同年，长孙皇后的幼子晋王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一职，那么并州又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而唐太宗却轻描淡写地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唐太宗对妻子所生的这个小儿子的宠爱之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越王李泰也在遥领鄜州大都督及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的同时，又被授予了左武侯大将军、雍州牧等职位，而在别的同龄皇子已经远赴封地上任的时候，李泰不仅仍旧留在父母的身边没去封地上任，唐太宗甚至还下令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太上皇李渊在两仪殿大宴西突厥使者，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亲自奉上膳食以及衣物等，全部都是奇珍异宝，长孙皇后又亲自为唐高祖梳头，为他戴上冠冕，并感慨道：“至尊年事已高，头发都全白了。”众人无不伤感流涕，一家人如同寻常百姓一样。
庚辰，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驾幸九成宫，一天夜里柴绍匆忙前来上报说有急变，唐太宗不得不穿上盔甲离去，而同床共眠的长孙皇后虽然正抱病在身，但也坚持要一同前往，宫人纷纷劝止，长孙皇后却说：“陛下如此震惊，我又如何能够安心养病?”
贞观九年三月，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同年长孙皇后身体不适，唐太宗担忧之下接连请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等诸位得道高僧进宫为妻子受戒祈福。后来昙藏法师逝世于会昌寺，长孙皇后与太子李承乾皆派人前往为其吊丧，唐太宗又下诏安葬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也因为为皇后受戒的缘故，得到唐太宗的旨意有幸成为了空观寺上座。
贞观十年，随着长孙皇后病重，李承乾为母亲的病情十分忧心，想要大赦天下以此为母亲祈福，但长孙皇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说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何况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崇尚佛教又是陛下所不为之事，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承乾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房玄龄，唐太宗与朝中大臣十分感慨，大臣们纷纷请求大赦天下，但是长孙皇后坚决拒绝了大赦一事。
唐太宗虽然不忍违逆妻子的意思，没有大赦天下，但是却另辟蹊径，想到了用别的方法来为爱妻祈福。
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唐太宗下令大修天下392所废弃寺庙，希望佛祖能够保佑妻子早日康复。 相州的修定寺，益州的善寂寺，皆是因此得到修复的寺庙，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此亲自撰写了《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一文并流传至今。而明明崇尚佛教本是自己所不为之事，但是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妻子的生命，唐太宗还是为了。
然而，尽管唐太宗想方设法想要从死神手里将爱妻的生命夺回来，却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六月己卯，长孙皇后抛下了少年时代相伴至今的丈夫，抛下了刚刚弱冠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抛下了出降不久的爱女长乐公主以及更为年幼的4个儿女，崩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盛年而逝，留给丈夫、儿女的是无尽深重的哀痛。唐太宗面对妻子的离世悲恸万分，诸位皇子公主也悲伤异常，尤其是晋王李治，哀慕感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亦十分心疼，于是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举动：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一双儿女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抚养皇子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位亲自抚养公主的皇帝！
试想中国上下五千年有过多少位皇子，有过多少位公主，又有几个能有这份殊荣被皇帝父亲亲自抚养?而长孙皇后的儿女并没有因为母亲人走茶凉，反而享受到了这等殊荣，这实在是唐太宗这个性情中人情之所至下的惊世举动!
九月丁酉，长孙皇后将要安葬昭陵，虞世南为此撰写了一篇《文德皇后哀册文》，而提到长孙皇后的谥号“文德”二字，又是说来话长。
皇后有谥号是从东汉开始的，但直到隋朝，所有的皇后都只有单谥而不是复谥，只不过史官为了便于区分，才将她们的谥号和皇帝的谥号合在一起。如唐高祖即位的时候，追谥窦皇后为“穆皇后”，唐高祖死后合上他的谥号即为“太穆皇后”。而长孙皇后却在逝世后直接被唐太宗上了复谥“文德”。
根据春秋礼法，单谥为正，双谥非正，在古人看来，只有当单谥不足以道尽逝者的美好品德时，才会用上复谥。所以复谥极为罕见，纵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逝世之前，也就只有刘感这位忠君死节的烈士被唐高祖李渊赐了复谥“忠壮”，除此之外再没有人有过复谥。
而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谥号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十一月庚寅，长孙皇后安葬昭陵，唐太宗亲自为妻子撰写碑文，特别提及了长孙皇后临终前曾百般嘱咐过要“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的心愿，所以唐太宗亲自选定了九嵕山为帝陵墓址，因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以完成妻子的愿望。
长孙皇后下葬时，唐太宗又特意挑选了名声嘉美、英俊可爱、博通诸艺、富于才情的于尚范、袁公瑜、齐世武、独孤士餮、宋思真、陆绍、崔玄籍、郭敬宗等少年为挽郎。
就在这段百官为皇后服丧的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的相貌丑陋怪异，大笑出声，唐太宗知道后十分生气，立马将许敬宗贬为了洪州司马。许敬宗不仅一下子官职连降3级，而且还从京官被贬为了地方官员，罚得极重。
而唐太宗对妻子的追念远远不止于此。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度人在宗圣观出家，为皇后追福。
又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安葬进昭陵的玄宫后，唐太宗下令让人在五重石门外修建栈道，令宫人起居供养一如皇后生前。 而这条栈道直到唐太宗驾崩后合葬昭陵玄宫，这才拆除。
唐太宗又因为十分思念妻子，在上苑中建了层观以登高眺望昭陵。一次，唐太宗和魏征一起登上层观，唐太宗指着昭陵让魏征看，魏征则回答说：“臣老眼昏花，看不清，臣以为陛下是在让臣看献陵(唐高祖帝陵)，如果是在看昭陵，那么臣看到了。”唐太宗闻言潸然泪下，不得不流着泪毁掉了层观。
事实上在这个百善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唐太宗如此张扬地思念妻子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唐太宗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给魏征的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如此一字一血泪，当真令人唏嘘不已。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定为祭祀长孙皇后时用的庙乐。
按照惯例，只有当皇帝驾崩后，皇后才能跟随丈夫一同配享太庙，但唐太宗却早早将长孙皇后配享太庙，并且连指定的庙乐也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这需要唐太宗何等的深情与重视，才会让妻子与自己的祖先们一起享受同等级别的祭祀?
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令律宗南山宗初祖释道宣为妻子写了《大般涅盘经卷》作为供养经，以此为长孙氏追福，这部经书后来由清末民初的收藏家李盛铎所收藏。
同年十一月辛卯，魏王李泰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所造的龙门山三龛落成，唐太宗驾幸伊阙，亲自检阅佛龛。而伊阙佛龛之碑上的《三龛记》则是由岑文本撰稿、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是龙门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字画奇伟，名垂千古，其工程之浩大，装饰之宏伟壮丽，乃至“有金银之语”，足可见李泰对母亲长孙皇后的一片孺慕之心，更可见唐太宗对此佛龛之重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像，为已逝世的爱妻追福。
同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封为衡山公主，食邑三千户。衡山郡即是衡山所在之地，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唐太宗却大方地将衡山作为封邑，封给了这个嫡出的小女儿。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败露，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以对于同样犯下谋反大罪的皇子李佑，唐太宗是毫不犹豫地直接赐死了这个儿子。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只是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是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更不想让逝去的妻子伤心，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儿子的一条性命。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纵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为夺嫡而双双被贬，唐太宗也因此伤透了心，但为了同时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唐太宗果断立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幼子李治为太子。
而意欲夺嫡的魏王李泰所得到的最大处罚，也不过是降了一级爵位，只被贬为了东莱郡王，后又改封顺阳郡王。反观三国东吴时期，鲁王孙霸因为图谋太子孙和的储君之位，就被父亲孙权赐死了——同样都是争储，结局却完全不一样，由此可知李泰仅仅从正一品的亲王被降级为从一品的郡王，这样的惩罚是多轻了 。
李承乾作为谋反案的主谋保全了性命，只被废为庶人，但身为从犯的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却依旧难逃一死。杜荷死后，唐太宗心疼女儿，于是亲自为她挑选了薛瓘作驸马，而为了让城阳这一次的婚事再无缺憾，唐太宗特意令人占卜了一番，卜文则显示：“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
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应于傍晚时分举行，不过根据占卜的结果，婚礼需要白天举行才会吉利。于是唐太宗决定破例将城阳的婚礼改在白天举行，但此举却遭到了马周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不得不作罢。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城阳与薛瓘的婚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夫妻二人婚后感情十分和睦，他们的儿子薛绍正是日后唐高宗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
八月，正值青春少艾的长乐公主病逝，唐太宗对爱女的早逝悲痛异常，下令让长乐公主的墓使用了三道石门的规格——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
然而皇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唐太宗一直亲自抚养在膝下的晋阳公主也因病逝世，年仅十二岁。唐太宗悲伤不能自己，甚至一个多月都不能正常饮食，每天要哀伤数十次，身体也因此变得羸弱不堪。大臣们纷纷进谏劝慰，唐太宗则答道：“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根本无济于事呢?只是情不能自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
最终唐太宗只得强忍悲伤，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于她的墓旁修建佛祠，以此为不幸夭折的爱女的往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给予自己一丝丝的安慰。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承乾逝世于黔州，唐太宗为此辍朝，并以国公礼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生病，唐太宗亲自到他的府邸看望他，提及往事时不禁潸然泪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于长安崇仁里，唐太宗带着病体执意要亲临宅邸吊丧，并对前来阻拦的房玄龄说：“我这次前往，不只是为了君臣之义，更是为了当年允婚的情谊，士廉也是我的舅舅，姻戚义重，你不用再劝我了。”于是唐太宗带着数百骑士兵从兴安门出发，一直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上前说道：“陛下圣体抱恙，此时前去吊丧是大忌，陛下念及亡舅的旧情，臣很感激，但亡舅临终前曾说过：‘陛下对我恩情甚重，我死了以后也许会亲自前来吊丧，而我只不过是朝堂上很普通的一员，活着时对陛下没什么帮助，怎么可以死后还要让陛下如此劳烦，如果我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愧疚的。’”长孙无忌跪在唐太宗的马前流着泪极力劝止，唐太宗这才答应回宫。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将顺阳郡王李泰重新进封为濮王，食邑一万户。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如此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允许，即使是太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与胆量这么做，而《诏建大慈恩寺》这封诏书也证明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得以修建，正是出自唐太宗本人的旨意。
十二月大慈恩寺落成，唐太宗下诏令太常卿李道宗带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务必要让大慈恩寺显得庄严肃穆，并下旨度了三百名僧人，请了五十名得道高僧。随后，唐太宗又带领太子李治与百官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就在长孙皇后的生辰这一天，唐太宗将妻子所生的小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长孙诠，唐太宗还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唐朝将州县分为八个等级，岐州位列第二，仅次于雍州、洛州、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身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唐太宗对衡山有多重视可想而知。但是公主出降的仪式极为繁琐，所以遗憾的是直到唐太宗驾崩，婚礼仍未完成。
五月己巳，唐太宗崩于九成宫含风殿。八月庚寅，唐太宗下葬昭陵玄宫，与长孙皇后同穴而葬。
随着唐太宗的逝世，一代贞观帝后的故事似乎就此落幕。其实不然，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贞观帝后的传说一直屡出不穷，而且大多和“病”跟“吃”有关，往往都是长孙皇后凤体抱恙，唐太宗急着发动全国找秘方，然后吃了民间的各种美食名药就好了。
事实上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天子脚下都未必能知道皇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民间的老百姓就更加不可能清楚了。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那些大事：长孙皇后一生病，唐太宗又是急得延请高僧祈福又是下令全国广修庙宇为妻子积福;长孙皇后诞皇子李治，唐太宗高兴得普天同庆，每个有幸与李治同天出生的人还能得到额外的粮食赏赐。随着这样一次次的昭告天下，百姓们心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固有印象 ：修庙了，是因为皇后身体不好，有米拿，是因为皇后生宝宝了，所以长孙皇后怀孕患病由孙思邈引线诊脉传颂千古;唐太宗为产后体虚的爱妻访求一种名为蜜碗的美食;唐太宗亲自酿了葡萄酒与长孙皇后共饮等等，这些传说经久不衰，至今未歇。
而关于长孙皇后的种种事迹，也历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如长孙皇后所作《春游曲》，唐太宗对妻子的这首诗是“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但偏要有老学究认为长孙皇后作为一代贤后却“作情艳，恐伤盛德”;又如长孙皇后一双保存至宋时的岐头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这双岐头履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后来传到宋代秘库中。此履制作精细绝伦，宋朝画家米芾奉命为文德皇后履作画题字，后又流传到明代，亦被时人当做国粹来保存，有人欲出数万钱只为看一眼，主人仍不许。
而这只遗履的出现，也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如此华丽，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史书记载的也是长孙皇后对这些衣饰物品的态度是数量够用即可，既不是衣服洗过后还要再穿第二次，也不是将裙子的褶子数量大大减少，更不会给衣服打补丁了。
毕竟堂堂帝王之家，再怎么节省也只是相对于一贯奢华的皇室生活水准而言，并不意味着就要降低到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标准。 事实上在那个连贵族都不穿洗过的衣服的年代里，哪怕只是提倡在整体数量上不要“过度”，也是值得为人所称道的。而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也恰如一面镜子，则清晰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
确实是惊世华丽，在一个男尊女卑，丈夫是天的社会里，即使嫁的是一个普通男人也不能轻易说“不”，对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但长孙皇后却常常气定神闲对皇帝丈夫说“不” ——不想发表意见时，无论皇帝如何问，就是不说;不想让兄长为官时，即使皇帝反对，兄长也一定要辞官;想要赦免兄长时，就算兄长犯了谋反罪，也一定要皇帝下旨赦免;认为某人无罪时，即使皇帝大怒，她也依旧顶风而上，从容辩白;更有甚者，就连死后的墓葬形式都要亲自选定……长孙皇后的强势令人佩服，不过更令人佩服的是愿意纵容长孙皇后强势的那个男人——唐太宗李世民。
在一个男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强势多么出众，若没有男人的垂青，她几乎不可能名垂青史，所以长孙皇后能成就一场惊世华丽，成为千古传颂的一代贤后，唐太宗居功至伟。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唐太宗的后宫那么风平浪静，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吗?不，当然不是!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中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风平浪静真正平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 也正因为唐太宗只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这些除了生育皇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为什么不妒忌后宫，为什么会善待后宫?原因很简单，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并非唐太宗才有，何况历数唐太宗后宫的嫔妃，基本上除了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的记录 ——对于早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长孙皇后而言，这些无宠后宫又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这个世上锦上添花者也许不多，但更多人也还不屑于落井下石，面对已无力还击的这些弱者，长孙皇后照顾她们，善待她们一些又何妨呢?
很多人奇怪，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这是在假装贤德吗?她难道就不想亲生女儿嫁得风光些?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就是长乐公主最为珍贵的嫁妆。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临终前为什么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难道她不想家族荣耀吗?理由很简单，当一个皇后不用去担忧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其实千百年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恩爱夫妻，不仅正史上的记载数不胜数，就连各种野史和民间传说也是层出不穷。直到最近几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或许是因为长孙皇后没有仗着唐太宗对自己的宠爱残害妃嫔、祸国殃民，又或许是一些无聊八卦人士的猎奇以及哗众取宠心理，导致一些人硬是把一对鹣鲽情深的恩爱夫妻说成了怨偶。
也许有人会说一千年前的事谁能知道呢，唐太宗爱谁只有他自己清楚。可这些人不信任千百年前历史见证者们留下的铮铮记载，却偏偏相信千百年后现代人用“深邃”到穿越的目光“亲眼见证”唐太宗错综复杂、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史，并美其名曰“大唐气势”。如果非要这样才是所谓的“大唐气势”，那么很遗憾，唐太宗并没有这份气势，他很“庸俗”、很“落伍”地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只对自己的妻子深情一生。
再说说杨妃。
唐太宗后宫中的这位杨妃虽然是隋唐之类的电视剧的常客，但史书中对她的记载实际上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 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
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政绩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而无更具体的封号，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
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分别被赏给杨素、贺若弼等人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尽管史书上称恪母为杨妃，但这并不能证明恪母生前就位列四妃之位，因为像唐高祖李渊的小妾莫丽芳，生前就没有得到任何妃嫔封号，死后才被追封为嫔，史书上却直接记载其为莫嫔 。
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杨淑妃即杨玄奖之女，阴德妃因为儿子李佑谋反被杀后也遭到了连坐，德妃之位空了出来由燕贤妃晋封。还有一位郑贤妃，也是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可见恪母生前并非正一品的四妃，最多只是个二品的九嫔，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再者，还可以根据李恪与李愔在诸皇子中的地位来反推其生母在后宫的等级。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想要给诸位亲王与功臣们世袭都督或刺史的权利，在这次论封建的过程中，除了皇太子李承乾外，长孙皇后的另外两子李泰在相州，李治在并州，而韦贵妃之子李慎在秦州 ，阴德妃之子李佑在齐州，燕贤妃之子李贞在扬州，杨淑妃之子李福尚未封王所以当时并没有封地，后宫王氏之子李恽在襄州。
虽然李慎三人的封地比不上嫡出的皇子李泰与李治，但至少身为四妃之子，李慎三人的封地所在之地是同一个等级的。而李恪在安州，李愔在益州，考虑到李恪还是唐太宗的庶长子，比其他同样庶出的皇子占了名分的先机，但是李恪兄弟俩的封地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连李恽的襄州都比不上——安州与襄州同在湖北地区，历史上这个地区素来以襄州为重，唐朝也不例外，李孝恭平江南萧铣时担任的就是襄州总管(襄州道行台左仆射)的官职。
益州就更不用说了，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中晚唐安史之乱以后。而且当年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唐朝的京城长安对蜀地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而蜀地的地势即使再险峻，这天险却是和关中共享的，由此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李愔的封地连李恽都比不上，更不能与李慎三人相提并论了。所以很明显恪母不仅与四妃之位无缘，而且显然恪母在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论封建时还活着，所以连追封的妃位也没有，否则至少看在追封的四妃之位上，恪母的两个儿子不会连一个后宫位份不明，最多也只是个二品九嫔的王氏的儿子都比不上 。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八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九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 ，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至于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前朝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别说什么李恪无才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李元昌也是失败者，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无疑就是将李恪推到火架上烤，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