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在汉学界当中流传非常广的，他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太平天国的角度有所不同，史景迁无心撰写一部巨细靡遗的天平天国通史，也无意阐述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宗教信仰。而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洪秀全的精神世界，称洪秀全及其信徒是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入了这场十九世纪的大浩劫运动。所以他的写作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清晰有序的脉络，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和解读。
说起来很有意思，2012年底和2013年年初同样有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学生：一本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天国之秋》;另外一本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两本书对太平天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太平天国既不是叛乱，也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内战”。裴士锋在访谈中解释说，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断谁对谁错。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一边。这个概念暗示着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酷统治的反叛。而用“内战”这个概念，它能准确描述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规模和力量对比。这两本书处理这场内战的方式也不同，裴士锋对《浩劫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梅尔清对于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体验的开拓性研究是一部稀有的学术著作，它不仅在知识层面，也会在情感层面，产生深刻共鸣。正因其感伤力和洞察力，使这部著作具有思想触动性、心灵震撼性，以及最重要的眼界开阔性”。这是因为《浩劫之后》把写作的着重点放在了战争之后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从不同人，士人、士兵、妇女、儿童、官员以及变节者等等视角上，梳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的不同体验和记忆。在梅尔清看来，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太平天国战乱对个人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其对政治的影响。
裴士锋处理太平天国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与史景迁相比，裴士锋借用了他的用故事讲述历史的叙事手法，用很多信服的细节来陈述和还原历史过程。但他写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在这场惨烈的内战之中，西方人视域中对这场战争有何认识和看法;这场内战纳入到当时的全球文化视野中，又是什么样的：“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他在书中提及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太平天国与当时的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并列，都是十九世纪不可忽视的战争，对英国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书中另外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英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跟清王朝合作，打败了太平天国。按照当时首相帕麦斯顿的说法，英国介入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可以大大弥补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否则，按照中国数千年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王朝更替的方式，清王朝很可能早被代替。太平天国的失败，至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延缓了五十多年。但是这种观点仍然会受到质疑，就算太平天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会向全球市场开放?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宗教，但是我们总能发现，太平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战争后期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不过是利用这种肤浅的中国式的教义来完成自己神化地位，他与其他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并无多大不同。
马克思曾经对太平天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汇成了一场巨大的革命洪流，不管这样的起义原因是因为宗教的还是民族的。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在太平天国后期，马克思的对它的看法发生了逆转，在1862年《中国纪事》中，马克思写道：“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更是把太平军与比作中国的魔鬼，并说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马克思的思想有了如此重大的改观?
《天国之秋》的写法上十分奇特，与他的老师史景迁选取的洪秀全的精神世界不同，裴士锋是从太平天国的中后期开始涉入，选取的也是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除了短暂提及洪秀全，其他东王杨秀清、忠王李秀成，都提及很少，全书甚至没有提过西王萧朝贵，重要主角曾国藩也到第六章才现身。裴士锋选取的时间是以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当传教士助理开始，以洪仁玕1864年遭清兵追补结束。洪仁玕的特殊性在于他曾在香港与众多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而当很多传教士意识到，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干王就是他们曾经交往的传教士助理，他们以为这是一次可以把基督教传到内地的好机会。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有着这种同情，而这种源于同一信仰的同情，影响了西方人对当时大清帝国和太平天国的不同看法。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群传教士，当他们深入到中国内陆，深入到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接触到太平军的领导层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虽然都是信仰基督教，但是洪秀全的基督教绝非他们认同的西方基督教。而且在这种宗教信仰的背后，是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与腐败的大清帝国并无二致，书中有很多战争后的废墟和杀戮的场景，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太平军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有什么大的区别，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最大的区别是这一起义是发生在近代，发生在闭关锁国被外来者打破之后，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就意味着中国再也不是原来自满自足的个体，从此有西方的势力的干涉，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世界有了密切的关联。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借用英国领事( Thomas Taylor Meadows)米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观点，认为数千年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是因为，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的干涉入侵，这场叛乱也可能失败，然后精心酝酿着下一次叛乱，直到推翻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要不就是代替大清帝国，太平天国成为一个新的帝国。按照英国人的最初的预想，他们可以扶持太平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但是，当这种扶持并不奏效之后，他们选择了扶持曾国藩和湘军。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最终的回报同样没有达到预期。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写到：“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继续……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两大商行在衰退期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暗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战争所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和平时期，所谓战争不但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只要不是自己国家的的战争就好——别的地方的战争总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这也许就是战争永无休止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