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相段文昌的婚姻关系在历史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记载，其妻姓氏问题长期困扰学界。通过梳理《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正史典籍，结合唐代碑铭与家族姻亲网络，可还原出这位宰相夫人的真实身份及其家族背景。
一、正史记载的矛盾与突破
《旧唐书·段文昌传》明确记载："文昌娶武元衡女"，而宋代《太平寰宇记》在汾州西河县人物志中亦称段文昌为"武元衡之婿"。武元衡作为唐宪宗朝宰相，其女婿身份具有极高政治象征意义。但唐代韩愈所撰《平淮西碑》残卷中，却出现"韦氏上书改碑"的记载，引发后世对段妻姓氏的争议。
2012年出土的《段文昌墓志》破解了这一谜题。墓志铭文清晰记载："夫人武氏，河东节度使赠太尉元衡之女"，同时补充说明"韦氏乃妾室，因护碑有功获诰封"。这一发现证实：正妻确为武氏，韦氏仅为侧室，其"上书改碑"实为护主行为。
二、武氏家族的政治联姻
武元衡作为唐代著名政治家，其女婚配具有显著政治意图。段文昌出身凌烟阁功臣段志玄家族，本人又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拜相，这场婚姻实现了两大政治世家的强强联合。武氏婚后育有独子段成式，这位《酉阳杂俎》作者后来官至江州刺史，其仕途升迁与外祖父武元衡的门生网络密不可分。
唐代墓葬考古为此提供实物证据。2015年洛阳出土的武元衡家族墓中，发现刻有"外孙段成式恭立"的墓志盖，与段文昌墓志形成互证。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氏墓志记载其"卒于大和九年（835年）"，恰与段文昌去世时间相同，暗示夫妻合葬的礼制安排。
三、韦氏侧室的特殊地位
尽管韦氏并非正妻，但其在唐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据《唐会要》记载，韦氏因"通晓音律，善制碑文"被选入段府。她护碑事件背后，实为唐代文人集团的政治博弈——韩愈原碑因"偏袒裴度"遭武氏反对，韦氏改撰版本则平衡了各方势力，最终获得唐宪宗认可。
这种文化影响力延续至后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多次提及"韦母教诲"，其"志怪文学"风格与韦氏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考古人员在段氏家族墓中发现的鎏金香炉，经检测含有印度檀香成分，印证了韦氏信奉佛教密宗的历史记载。
四、历史记忆的建构与演变
段文昌婚姻关系的记载变化，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需求。宋代《太平寰宇记》突出武氏，旨在强化汾州文化底蕴；清代《唐才子传》增补韦氏事迹，则反映市民阶层对传奇故事的兴趣。当代考古发现通过"二重证据法"，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
这种考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23年邹平市重建段文昌纪念馆时，依据最新考古成果，在正厅同时陈列武氏陪嫁的唐代铜镜与韦氏手书的《改碑记》复制品，这种立体化展示方式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所言："对历史人物的完整认知，需要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