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确立前的漫长岁月里，古代读书人的学习内容远非后世“四书五经”所能概括。从甲骨卜辞到竹简帛书，从“六艺”到“百家言”，古代教育体系随着政治变革与学术思潮不断重构，最终在宋代定型为以理学为核心的经典体系。这段跨越两千年的知识进化史，既是中华文明的思想脉络，也是权力与文化互动的生动注脚。
一、先秦：从“六艺”到“百家争鸣”的知识奠基
在商周时期，读书人的教育以“六艺”为核心。《周礼》记载，贵族子弟需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其中，“书”指文字书写，“数”为算术计量，而“礼”“乐”则是维系宗法等级的制度性学问。此时的典籍以《尚书》《诗经》为主，但仅限于贵族阶层传习。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催生思想爆炸。孔子开创私学，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培养“士”阶层。与此同时，墨家重《墨子》逻辑训练，法家研习《商君书》刑名之学，道家则以《道德经》为圭臬。稷下学宫的辩论场上，诸子典籍交织碰撞，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盛景。
二、秦汉：帝国统一与经典整合
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典籍断层，但汉代迅速重建知识体系。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成为官方教材。此时的读书人需精研“章句之学”，即对经典进行逐字解读。如《尚书》专家欧阳生，竟为该书作注八十万言，这种繁琐考据催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私学教育则呈现多元化。太学生研习“五经”之余，可兼修《论语》《孝经》；地方书馆则以《急就章》教授童蒙识字。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算术、天文学开始融入教育体系，如《九章算术》即成于汉代。
三、魏晋至唐：玄学清谈与科举萌芽
魏晋玄风改变读书路径。士人热衷《老子》《庄子》《周易》“三玄”，清谈取代章句成为学术主流。王弼注《周易》开创“义理”阐释法，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展现跨学科思维。此时的教育场所从太学转向世家大族的“精舍”，读书成为贵族文化特权。
隋唐科举制重塑知识版图。明经科考“九经”贴经，进士科重诗赋创作。官方修订《五经正义》统一经典解释，私塾则流行《蒙求》《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敦煌文书显示，唐代民间书坊已印制《文选》《玉台新咏》等畅销教材，知识传播突破阶层壁垒。
四、宋明：理学重构与经典固化
宋代印刷术普及引发“知识革命”。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升格为核心经典，形成“四书五经”体系。书院教育兴起，白鹿洞书院规制要求“正衣冠、习礼仪、读经史、学书法”，读书内容高度理学化。
明代科举实施“八股取士”，读书范围进一步收窄。士子需精研《四书五经》官方注本，模仿经典句式作文。此时的教育呈现两极分化：官学沉溺制艺，民间则通过《三字经》《百家姓》普及基础文化。利玛窦来华记载，江南士人“能背诵整部《论语》，却不知地球为何物”。
五、余韵：典籍背后的权力密码
从“六艺”到“四书”，古代读书内容始终是权力与文化的博弈场。汉唐官方通过经典整合强化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家借书院传播思想，而科举制度最终将知识选择权收归中央。这种演变轨迹，既塑造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信仰，也导致“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认知局限。当1905年科举废除，传统读书体系轰然崩塌，留下的不仅是典籍，更是一个民族对知识本质的永恒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