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旱灾。一时间，饿殍遍野，瘟疫肆虐，史称“丁戊奇荒”。“山西九十余州，饥民八百万余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库空虚，灾民难以救济。自光绪二年(1875)以来，丁戊奇荒，一场空前的天灾席卷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四川等地。
持续了4年的这场天灾人祸，真实的情景，更远胜过李鸿章曾国荃口中所说的“冷酷”：清朝笔记中所写的天灾人祸，全是“日日有饿死之人”“饥寒交迫，死者不胜屈”之类的描写。据灾害调查部长阎敬铭估计，有几个受灾省份，每一个省份每天都有饥民死亡，恐怕超过千人。
为何这次大饥荒没有出现农民起义？
为什么在这次饥荒中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和反叛，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人事问题，很少有人想到，国外的问题。清王朝作为封建专制政权，虽然受到不少人的抨击，但在这种天灾人祸面前，它具有绝对的压制力。
虽然没有现代社会救济制度、保障制度，但清廷在应对这类饥荒时得心应手。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对灾荒，动员能力很强，一个庞大的帝国可以迅速运转，迅速派官员救济灾民，减免灾民的税收，并平息人心。
李鸿章是钦差大臣，慈禧派他到灾区负责赈灾放粮。并且在他的统筹下，安定了灾区人民的生活，进一步防止了饥荒的蔓延。先从江南调运粮食，低价卖给灾民，同时成立粥厂，收运流民，并安排他们回家。
此外，他还光明正大地“卖官卖爵”，不过他卖的都是荣誉爵位。以这些虚伪的东西换取财富，最终扑灭了饥荒的火焰。经过他的救济，很快灾区开始重建家园，人们也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其中最出乎意料的原因，其实还是与西方传教士有关。在江南士绅的眼里，这些传教士的行径却成了一种无礼的觊觎之举，以为是为争取民心。
为与西方传教士对抗，江南的士绅们联合起来，只要传教士一出现，江南的士绅们就会跟着去。布道者放粮食赈灾，他们也出钱出粮。于是在两个团体的动员下，全国掀起了一股捐赠粮食的热潮，这样的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值得我们反思。
为何如此惨痛的天灾人祸，民国史上竟鲜为人知？因祸得福，仍是人之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笔的抗灾救灾资金被挪用，甚至在洪灾发生时，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竟仍在打麻将，听闻洪灾发生后也只是淡淡一句“没关系，看着办吧”。这样冷淡的态度，正是这场天灾人祸的黑手，也生动地说明了“黄金十年”期间的“南京国民政府”，那种可怜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