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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相寇准,他写就了千百年后依旧不朽的传奇

作者:Marshall2022-12-16      来源:爱上历史

寇准(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北宋政治家、诗人,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接下来历史资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十九岁时,他金榜题名,汴梁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

三十四岁,他入阁为相,金明池畔天子亲手戴花,簪花少年,风华正茂;

四十三岁,他傲立澶州城头,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王朝于危亡;

六十岁,他被贬雷州,最终无声无息的客死南疆蛮荒之地。

一生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一生辗转飘零、贬谪四方;一生毁誉傍身,荣辱相伴。

而名相寇准,却用他绝世的风姿与不屈的傲骨,凝炼出了两宋三百年最硬的脊梁,写就了千百年后依然不朽的传奇。

年少成名不欺君

公元961年,寇准出生于陕西渭南一户普通的书香门第。

其父寇湘曾是后晋的进士,只可惜生不逢时,在五代十国这个王朝纷繁更迭的乱世,寇湘短暂的仕途,也随着后晋政权的快速瓦解而草草终结。

从此寇湘便专心于辅导长子的学业,而寇准不仅聪明好学,还完美地继承了父亲考取功名的基因——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19岁的他,第一次赴京赶考,便高中进士。

太平兴国五年这一榜,可谓群星璀璨,即使与涌现出苏轼、苏辙、曾巩等不世奇才、号称“千年科举第一榜”的仁宗嘉佑二年科举相比,亦不遑多让。

这一科中,寇准、李沆、王旦、向敏中等六人,都先后位至宰辅,他们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在当时都是名满天下、政绩斐然的良臣贤相。

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摆在19岁寇准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宋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录用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省试考取进士其实并不保险,最终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如果没有入天子法眼,也仍然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

而根据过往的经验来判断,太宗皇帝偏爱老成持重之人,殿试时,太年轻的进士极有可能会被淘汰。

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人便好心提醒寇准虚增年纪,以确保入选,岂料寇准一口回绝,且义正言辞地说道“准方进取,可欺君邪?”

面对可能功亏一篑的风险,却不愿尝试看似无伤大雅的作弊行为,这样选择的背后,其实恰恰反映了寇准性格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首先就是刚直,寇准一生行事都是光明磊落,即使面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年轻的寇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做人的准则。

第二,拒绝弄虚作假,可能还有深埋在寇仲骨子里的傲气——以未及弱冠之年蟾宫折桂,寇准何等意气风发,如此光宗耀祖之事,哪能遮遮掩掩?

这种骄傲甚至高傲,自信乃至自负的心态,终其一生,都是寇准最鲜明的印记。

最终,寇准的坚持没有被辜负,殿试有惊无险,如愿进士及第。

“挽衣留谏”的君臣佳话

太平兴国五年夏天,新科进士寇准被外放到归州巴东任县令,三年任满,又调大名府成安知县。

虽然在地方上兢兢业业,政绩和口碑也相当不错,但毕竟天高皇帝远,一晃四年,寇准的仕途并没有什么起色,而与此同时,当年的同榜进士中,已经有人受到太宗的青睐和重用。

转机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公元985年,西北党项族李继迁叛乱,成安知县寇准被抽调到前线督运军粮。

深处西北边境的寇准,将前线的所见所闻,经过分析思考以后,总结成一篇名为《御戎策》的书面报告上呈朝廷,而这是因为这封奏折,让寇准终于进入了宋太宗的视线。

此后寇准的人生开始扶摇直上,先后出任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便成为了大宋最年轻的国家级领导。

由地方进入中央,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寇准获得了更多参与国家决策、展现政治才能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更多与皇帝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奏事殿中,大胆进谏,但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很是反感,随即准备拂袖而去。

意见尚未发表完,皇帝便要提前离场,寇准我行我素的脾气也上来了,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直到把话讲完。

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寇准的行为虽然狂悖无礼,但出发点却是忠君爱国,尽臣子的本分。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事后宋太宗不仅没有追究寇准殿前失仪之罪,反而对其十分欣赏,甚至扬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太宗有没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不好说,但寇准绝对是个比魏征更彪悍、更不要命的铮臣。

要知道,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别说在朝堂之上公然拉扯皇帝的龙袍,即使仰面视君便视为有意刺王杀驾。

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寇准有幸生在了北宋这样“不杀言官”的好时代,又遇到了惜才爱才的宋太宗,否则,“挽衣留谏”恐怕就会演变为一场流血事件,而不是后来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了。

而在一帮唯唯诺诺、只知阿谀奉承的臣子里面,始终刚直不阿、坦坦荡荡的寇准,虽然屡有冒犯龙颜之举,但这样光明磊落的性格,也越来越受到太宗的喜爱。

只是赵光义虽贵为天子,也有心效仿先贤,做一代圣主明君,但说到底他也是个凡人,也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在百官群臣的俯首帖耳之中,被寇准这样的愣头青时不时的怒怼,时间一长,又难免心生芥蒂。

寇准就是这样一个让宋太宗又爱又恨的直臣——靠得太近,他浑身的刺无比扎人,离得太远,又总能记起他的优点和好处。所以纵观整个太宗朝,几乎都能看到君臣二人相爱相杀的场面。

君臣间的相爱相杀

公元993年6月,枢密使张逊和副使寇准从枢密院归家途中,张逊仪仗在前,而后面的寇准车驾却突然被一满身酒气之人拦住,跪伏路中,对其高呼万岁。

拦路称万岁,便是将寇准视为皇帝,这难免使寇准惹上欺君谋反的嫌疑,此事经过发酵,传到太宗耳里,赵光义便将张逊、寇准召到御前问话。

其实“万岁事件”可大可小——莫说寇准并无篡位之心,便真是要谋反,也不会蠢到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疯癫之人当场高呼万岁。

宋太宗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寇准只要简单地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无非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而已。

但性格无比强势执拗的寇准,哪能平白受这等冤枉,当即便将此事归结为有人暗中陷害,并将幕后的始作俑者直指上司张逊,理由是两人在枢密院的工作中经常出现分歧,而张逊便借机报复。

张逊也不是软柿子,随即怒斥寇准转移话题,要其老实交代问题。就这样,朝堂之上,张、寇二人你来我往、争执不休,直到面红耳赤仍不肯作罢。

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两大负责人,在御前如村妇撒泼,实在有失体统,宋太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直至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各打五十大板,将张、寇二人同时免职,并将寇准“发配”到山东青州任职。

但正如前文所言,赵光义对于寇准的感情,是矛盾而纠结的,盛怒之下将其驱赶出京,但气头一过,又十分记挂,而且时间一长,太宗更感烦闷。

终于在694年10月,赵光义再次下旨召寇准回京。

时隔一年,君臣重逢,太宗倍感亲切喜悦,甚至不等寇准落座,便迫不及待地将脚上的箭伤展示给寇准看,还颇为埋怨的责问道:卿来何缓耶?”(寇爱卿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而寇准估计还在气头上,面对皇帝的真情流露,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

赵光义也并未计较,因为他此次重新启用寇准,除了私人情感之外,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甚至关乎赵宋江山基业的大事,非与其商议不可。

议定储君,又经沉浮

原来宋太宗继位日久,却一直未立储君,而帝国长时间没有明确接班人,对于社稷而言,觉非幸事。

其实也并非赵光义不想早立太子,只因他的皇位来自于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且在皇位的传承过程中,还闹出了其涉嫌谋杀兄长夺位,史称“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

也正因如此,让赵光义一直承受着皇位来路不正的流言蜚语。

随着时间推移,摆在赵光义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既然帝位得自太祖,那么干脆将皇权再次转交给兄长的子嗣,以自证清白。

但毕竟是千里锦绣江山,怎么甘心拱手相让,赵光义当然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又更加坐实了外界对其眷恋皇权、弑兄夺位的猜测。

就在这种反复的权衡、纠结之中,太子人选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满朝文武,面对敏感的储君人选,大都明哲保身,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

所以,宋太宗才迫切地希望敢直言、不怕事又有担当的寇准能够提供意见。

面对皇帝的询问,寇准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侧面说道:神器所托,不可谋及他人,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

言下之意,即是要皇帝遵从内心的想法,自行定夺。此语正和太宗心意,于是追问道“襄王可乎?”寇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

几句简短的对话,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寇准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引导皇帝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就这样,皇位传承尘埃落定——太宗第三子,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储君既定,寇准旋即再次高升,不仅以34岁的年龄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而且太宗金口玉言,此后寇准所有仪仗、规制、待遇,皆与宰相一致。

位极人臣的同时,寇准也更受天子的信赖与器重,有人给宋太宗进献宝物通天犀,太宗令工匠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便赐给了寇准——对于臣子而言,这是何等的荣耀与恩宠!

但荣宠无以复加的同时,寇准又再度受到其性格的反噬。仅仅两年之后,重返中枢的寇准,又再次被贬。

究其原因,也与“万岁事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皇帝对寇准的用人安排有所指责,如果寇仲及时低头认错,顶多就是批评教育。

但其在御前不停争辩,喋喋不休、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对于这样一意逞强,不识大体、不知分寸的寇准,太宗不禁感叹:“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后再次将其贬黜邓州。

只是谁料此次出京,竟成二人永别,真到997年太宗驾崩,这对相爱相杀多年的君臣,都未能再次相见。

而寇准直到1004年,才在参知政事毕士安的推荐下,重新在真宗朝入阁为相。

“澶渊之盟”——不朽的封神之作

真宗继位不久,即公元1004年秋(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南侵,深入宋境,兵临黄河北岸澶州城。

黄河天险一过,中原将一马平川,北宋将再无力阻挡入侵之敌。

辽军来势汹汹,前线告急文书一夕五至,而面对危局,北宋的高级官员,表现得更是惶恐不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提议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则主张避祸成都。

满朝文武,都在想着如何逃避,只有刚刚走上中枢岗位的寇准,力排众议,坚持发兵,北上抗辽。

面对软弱妥协的大臣,寇准严辞怒喝,甚至威胁要将临危避战者就地正法,朝堂之上,寇相正气凛然,百官噤若寒蝉。

面对皇帝,寇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权衡利弊,分析得失,终于打动了宋真宗,年轻的天子遂决定亲自北上迎敌。

目睹皇帝御驾亲临,澶州军民山呼万岁,热血沸腾,但真宗性格柔弱,甫至前线,面对契丹铁骑,又开始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为了给皇帝吃定心丸,寇准更是冒着枪林弹雨,整日在城头饮酒作乐,如此一来,才再次坚定了真宗抗辽的决心。

宋帝御驾亲征,澶州前线战意高涨,此后连战连捷,各路勤王兵马又旦夕将至,形势一片大好。而反观辽国这边,孤军深入,且战事不利,长此以往恐有难以脱身之虞。

有鉴于此,辽国萧太后主动向宋朝议和,但条件是需要宋朝归还关南之地,方才退兵。

真宗本来也不是坚定的主战派,见此情形,连忙见好就收,并安排曹利用为代表,赴辽营谈判。

为促成合谈,临行之前真宗还向曹利用交代:领土不得割让,但若要金银,百万两以内,都可以答应。

但寇准不愿意了,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寇准就有心决战到底,只是战争毕竟是劳命伤财之举,况且现在交战双方都倾向议和,他作为臣子再从中作梗,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他只能暗中拦下即将出行的曹利用,警告说道:皇帝虽然答应可以给一百万两,但你如果承诺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杀你的头。

最终,在寇准的威胁之下,曹利用不辱使命,宋朝岁贡三十万两,两国合谈达成,史称“澶渊之盟”。

不得不说,做为同僚,强势、刚直、固执,充满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寇准,自然令人难以亲近,当时甚至有“寇准上殿,百僚股粟”的传言,可见其人之威。

而作为臣子,不分场合、不死不休地坚持原则,这样的寇准,除了宋太宗,估计也很难受到当权者的赏识。

但就是这样又臭又硬的寇准,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促成了澶渊之盟这种改变宋辽命运,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合谈。

此后,东亚大陆上两个最强盛的帝国——宋、辽名义上结为兄弟,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两国延续百年的和平繁荣局面。

而做为澶渊之盟的“总导演”,寇准的声望和威信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黯然离去,时代悲歌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是寇准身上这种没有退路、不计后果的执拗,将他推向了光耀两宋的人生巅峰,也正是这种充满侵略性、又毫无分寸感的执拗,让他从九霄之上一次次重重跌入凡尘、甚至是地狱。

“澶渊”之后,很快就有一种声音传到真宗耳内,说寇准为了自己青史留名,才执意抗辽,其实就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而筹码则是皇帝的个人安危和大宋的江山社稷。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恶毒的中伤开始让真宗信以为真,并逐渐疏远寇准,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对大宋居功至伟的寇准再次被贬。

此后寇准虽又在1019年被再次起复,但真宗逐渐昏聩,醉心迷信活动,病重之后更是受权臣丁谓摆布,又放任皇后刘娥干政。

而寇准忠心社稷,极其反对丁谓专权,皇后涉政,便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不料消息走漏,皇后刘娥先下手为强,矫诏将寇准罢相。

随后,怀恨在心的刘娥对寇准是一贬再贬,直至雷州司户参军——宋朝虽不杀文官,但将老迈的寇准贬至南方蛮荒之地,其用意不言自明。

1023年,六十二岁的寇准,无声无息地死于雷州贬所,可怜两宋最风华绝代、个性鲜明的贤相,死时身无长物,唯有太宗当年御赐的犀带一条。

更令人唏嘘的是,寇准年轻时曾写诗“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谁知一语成谶,最后当真卒于东南门至海岸只有十里远的雷州,而此地,远离家乡万里……

白居易 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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