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以举国之力发动夷陵之战，却在猇亭惨败于陆逊之手，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三国格局，更引发了后世对诸葛亮态度的持续争议。通过梳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结合诸葛亮生平轨迹，可还原这场历史迷雾背后的多重真相。
一、战略分歧：诸葛亮的核心立场
作为“隆中对”的制定者，诸葛亮始终主张“联吴抗曹”的战略框架。在刘备决定伐吴前，诸葛亮虽未公开反对，但其政治态度已通过三个细节显露端倪：
人事安排：将反对伐吴的赵云留守江州，却未赋予其军事指挥权；
后勤部署：命诸葛亮坐镇成都，全权处理粮草供应与后方稳定；
历史暗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追述“先帝以驱驰”，却未提及夷陵之战，隐含对战略失误的委婉批评。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诸葛亮认为伐吴是“以私废公”的冒险行为。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法正曾劝阻刘备：“曹操虽降张鲁，未得汉中，故先取之。今关中空虚，若以义兵东向，则咸阳可唾手而得。”但刘备因关羽之死陷入“兄弟情义大于国家利益”的思维定式，与诸葛亮“复兴汉室”的政治目标产生根本冲突。
二、权力制衡：刘备的用人逻辑
刘备未带诸葛亮出征，实则包含三重政治考量：
后勤保障需求：蜀汉刚定益州，需有人稳定新附势力。诸葛亮在成都“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其治理能力远超军事指挥价值；
军事指挥权分配：刘备亲征时，军事决策权集中于自身。若带诸葛亮，可能引发“将帅不和”的隐患。对比曹操赤壁之战时，也未让荀彧随行，体现君主对核心谋士的定位差异；
避嫌因素：诸葛亮兄长诸葛瑾为东吴重臣，伐吴期间诸葛瑾曾致信刘备劝和。若诸葛亮随军，易遭“通敌”猜忌，损害其政治威信。
三、能力错位：诸葛亮军事角色的历史定位
真实历史中的诸葛亮，其军事才能呈现明显的时间分野：
刘备时期（207-223年）：主要承担“萧何式”角色，负责粮草筹措、法规制定与人才选拔。赤壁之战中，诸葛亮仅作为外交使节促成孙刘联盟；入川之战时，刘备带庞统而非诸葛亮；汉中之战时，法正为首席谋士。
后主时期（223-234年）：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才真正展现军事才华。南征孟获时“七擒七纵”，北伐中原时发明木牛流马、改进连弩，其军事创新远超同时代人物。
这种能力错位源于刘备的用人哲学：将诸葛亮定位为“治国之器”而非“征伐之将”。正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评价：“亮之器能政事，宜其有过人之处。”
四、历史验证：若诸葛亮随军的三种可能
假设诸葛亮参与夷陵之战，可能出现三种结局：
战略劝阻成功：诸葛亮可能以“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性说服刘备，将矛头转向曹魏，但需突破刘备“为弟复仇”的情感壁垒；
战术改良：诸葛亮或采用“分兵据险”策略，避免刘备“连营七百里”的致命失误，但需改变刘备“速战速决”的既定方针；
共同败亡：若诸葛亮随军，可能因与刘备战略分歧导致指挥混乱，反而加速蜀军溃败。
历史没有假设，但《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先主忿而出兵”已注定结局。夷陵之战的失败，本质是情感驱动的军事冒险与理性战略的激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