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于沙丘宫。随行的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与幼子胡亥联手，篡改遗诏逼死长子扶苏，改立胡亥为帝。这场政变不仅颠覆了秦朝的继承秩序，更让李斯——这位曾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臣，最终落得腰斩灭族的下场。令人费解的是，扶苏不仅是秦始皇的长子，更被传为李斯的女婿。为何李斯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将胡亥推上皇位？
一、治国理念的根本冲突：法家与儒家的不可调和
李斯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深受商鞅、韩非影响，主张“以法治国”“别黑白而定一尊”。他力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甚至建议焚毁《诗》《书》以禁私学，只为强化中央集权。而扶苏则截然不同，他因反对“焚书坑儒”被秦始皇贬至上郡监军，与蒙恬共治边防。史载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其治国理念更接近儒家，强调仁政与德治。
这种差异在秦始皇生前已埋下隐患。李斯深知，若扶苏继位，必然重用蒙恬、蒙毅兄弟（蒙恬掌兵，蒙毅为上卿），而自己作为法家代表的丞相地位将岌岌可危。赵高正是抓住这一点，对李斯直言：“若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则归乡矣。”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让李斯在理念冲突面前选择了妥协。
二、赵高的精准算计：利用人性弱点突破防线
赵高虽为宦官，却深谙权谋之术。他深知李斯出身卑微，凭借“老鼠哲学”（仓鼠与厕鼠的对比）从楚国小吏跃升为秦国丞相，对地位的执着远超常人。赵高以“三问”直击李斯软肋：
“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
——暗示遗诏与玉玺已由胡亥掌控，李斯若不合作，将失去决定权。
“若扶苏即位，必用蒙恬，君侯何以自处？”
——挑拨李斯与蒙恬的矛盾，放大其对失势的恐惧。
“君侯何不与高共谋？”
——以利益共享为诱饵，将李斯拉入同盟。
李斯虽曾试图反抗，但在赵高与胡亥的联合施压下，最终屈服。他或许认为，扶持胡亥可暂保相位，再徐图扭转局势。然而，他低估了赵高的野心——这个宦官要的不仅是权力，更是对帝国的彻底掌控。
三、权力格局的失衡：李斯的“安全牌”失效
沙丘之变时，李斯虽为丞相，却已陷入孤立。秦始皇生前未明确继承人，导致皇位空悬；蒙毅因奉命祈福山川未随行，胡亥与赵高趁机掌握禁军与符玺。李斯若公开反对篡位，不仅无力调动军队，更可能被以“谋反”罪名诛杀。
更致命的是，李斯对胡亥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判。他以为胡亥“年少，未尝知事”，可由自己操控，却未料到胡亥即位后彻底沦为赵高的傀儡。赵高借胡亥之手大肆诛杀宗室与大臣，李斯虽多次劝谏，反被诬陷与陈胜、吴广勾结。最终，李斯在狱中写下自辩书，却被赵高拦截，落得“俱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的下场。
四、历史回响：李斯之死的深层启示
李斯的悲剧，本质上是法家极端化与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他一生追求“仓鼠之乐”，却未意识到，当权力失去制约时，连丞相也不过是帝国的棋子。赵高虽为宦官，却比李斯更早看清这一点——他不需要治理国家，只需通过操控胡亥维持个人权威。
而扶苏的悲剧，则在于他未能理解秦朝权力结构的脆弱性。他的仁政理念虽符合历史潮流，却与秦始皇的集权体制格格不入。李斯的选择，看似是个人私利的体现，实则是法家体系下权力逻辑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