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有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
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绪年间“四谏”之一。中法战争马江之役打了败仗，充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俯贵婿。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孽海花》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
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耦的孙女，她出生时已进入民国，前辈的光环早已褪色。她从小便显露过人才华，又早早逃出家门，年近二十多岁便以一系列传奇故事震动文坛，是40年代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后一度沉寂。60年代至今，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中，她赢得了比李鸿章，张佩论更高的声誉。
张爱玲说得好，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童言无忌》）丰润张氏，合肥李氏的先辈都是耕读人家，直到张佩论的父亲张印堂，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张印堂病逝于镇压太平洋的战场上，张氏家族一度中衰；随着张佩论少年科举，官场一路顺风，家族又兴旺起来；马江之役失败，张佩论第一个感触便是“家声道中堕”幸而李鸿章与张印堂的交谊帮了他，联姻又为张氏家族注入新癣血液。可见封建世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朝政，科举，世谊，婚姻联系在一起的。
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也在考验着世家大族，一部分家族顺应潮流走上中体西用的路子。合肥李家办洋务，在通商口岸置产业，让子孙学西文即是一例，张家自然亦步亦趋。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许多王孙贵族没顶之灾，张家，李家的后裔只是断了入仕之路，仍能在租界当寓公。这便是民国初年遗老遗少多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原因。
张佩论与李菊耦的婚姻使相俯门风影响了张家后人，他们的爱子与李鸿章一样饭后“走趟子”，能将古文，时文，奏章倒背如流，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成为第二个李文忠公，而只能当一个遗少。生活在十里洋场的遗少们从不拒绝西式的物质享受，住洋房，坐汽车；也不放弃祖辈的特权，抽鸦片，娶姨太太和家长威严。两者的结合，只能使这个家族更加腐朽。
终于有人向他们挑战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张爱铃的母亲黄素莹，姑姑张茂渊走出家门，出洋留学，成为时代新女性。她们带回了西方文明，于是围绕着张爱铃的培养和教育，出现家塾和学校，闺秀和淑女，中学和西学之争。张爱铃后来写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也正是这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相互冲撞和相互包容的结果
张爱玲步入文坛时，进入她眼帘的是她周围的世家大族无一例外地走向没落。旧式世家大族没落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做官无门，经营乏术是普遍的苦闹，而在他们身后站着有政治后台的新豪门，他们只能从世代传承的领地退出，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将招商局让给四大家族即是一例。
其次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刺激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只能卖土地，卖房产，从根本上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张家是这样，李家是这样，任家黄家无不如此。第三是强烈的物质欲望造成家族成员的道德沦丧，维系世家大族的精神纽带彻底崩溃。第四是新思想的出现，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挣脱家族桎梏，走向新生。
丰润张氏的几位女性----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张爱玲本人都先后离开家庭，成为旧家族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