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重大决策，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局部限制到全面封锁的渐进过程。这一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轨迹，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最终定型。
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治，清政府首先在东南沿海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朝廷颁布《禁海令》，严禁商民私自出海贸易，违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没收，官员失察者重罚。次年，清廷进一步下令"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彻底切断大陆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联系。这一阶段的海禁具有明显的军事目的，旨在摧毁郑成功集团的物资供应线，同时防范沿海民众与反清势力勾结。
二、短暂开放：康熙中期的四口通商（1684-1717）
随着台湾郑氏政权于1683年归降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在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地贸易。这一政策调整标志着清朝对外贸易进入相对开放阶段，欧洲各国纷纷与清朝建立贡市关系。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统计，顺治五年至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白银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显示中国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
三、政策转向：雍正时期的宗教与贸易限制（1723-1757）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闭关政策出现重大转折。因中国礼仪之争激化，雍正帝下令禁止tian主教传播，驱逐外国传教士，并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这一决策虽未完全关闭国门，但已显露出统治者对外部文化渗透的警惕。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推行"商行制度"，仅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即广州十三行前身），垄断进出口贸易，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这种制度设计为后续全面闭关埋下伏笔。
四、全面封锁：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正式确立"一口通商"政策。这一举措将清朝的闭关锁国推向顶峰，其背景包括：
政治考量：防范西方势力借贸易之名渗透内地，维护统治安全；
经济垄断：通过广州十三行控制对外贸易，确保朝廷税收；
文化自大：乾隆帝在接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时，坚持要求对方行三跪九叩之礼，暴露出对外部世界的傲慢与无知。
此后，清政府对出口货物种类、外商活动范围、中国商人出海期限等作出严格限制，甚至规定留居外国的中国人限期回国。这种全面封锁政策持续至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爆发，最终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破。
五、政策影响：从短期防御到长期落后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一定防御作用，如限制英国棉纺织品倾销、减少白银外流等。但从长远看，其消极影响更为显著：
经济层面：阻碍中外技术交流，使中国错失工业革命机遇，农业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日益僵化；
军事层面：闭关导致军事装备落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仍使用冷兵器对抗英军火器；
文化层面：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加剧思想封闭。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段评价精准概括了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本质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