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1年，齐国临淄城外，一队车马载着末代国君齐康公吕贷驶向东海之滨。这位沉溺酒色的姜齐君主不会想到，自己即将成为战国时代权力更迭的注脚。从齐宣公之子到被田和放逐海岛，齐康公的命运轨迹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瓦解与新兴势力的崛起。
一、权力真空下的傀儡君主
齐康公继位时，齐国已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局。公元前404年，其父齐宣公去世，三晋联军趁机攻入齐国腹地，挟持新即位的齐康公朝见周天子，迫使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为诸侯。这场外交耻辱暴露了姜齐政权的虚弱，而田氏家族的势力却在暗中膨胀。田和作为相国，通过"大斗出贷、小斗收还"的经济手段笼络民心，逐步剪除鲍氏、晏氏等旧贵族，至齐康公继位时，齐国朝堂已尽归田氏掌控。
史载齐康公"淫于酒色，不听政"，其放纵行为实为对田氏专权的无声反抗。当田和以"不修德政"为由将其放逐时，这位末代国君的命运早已被历史洪流裹挟。从临淄到海岛的迁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宗法制度崩溃的具象化呈现。
二、海上囚徒的生存困境
被放逐至海岛的齐康公，起初尚保有"食一城"的待遇。田和此举既为彰显仁义，又为规避国际舆论压力——毕竟齐桓公当年收留陈完的恩情仍被世人铭记。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优待"很快被现实击碎。随着田和于公元前386年正式被周安王册封为齐侯，最后一座食邑也被收回。齐康公被迫在钭坡上挖洞为灶，其生存状态与《史记》中"绝其祀"的记载形成残酷呼应。
放逐地点的选择颇具深意。胶东半岛的芝罘岛、长山岛等地，既便于田氏监管，又可利用海洋天堑切断齐康公与外界联系。考古发现显示，这些岛屿存在战国贵族墓葬群，出土器物规格与齐国都城临淄高度一致，印证了齐康公及其随从的流放生活。而民间传说中"康王坟"的方位之争，恰是历史记忆在地理空间中的投射。
三、宗法制度的终结符号
齐康公之死标志着姜齐660年统治的终结。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定论，但后世学者对此存疑。朱熹《吕氏世系谱序》称康公"临老幸姬生庶子"，吕不韦《吕氏世谱序》亦自认"距公子进五世尔"，暗示姜齐后裔通过庶子分支延续血脉。这种争议折射出宗法制度瓦解后，嫡庶观念与血缘传承的复杂博弈。
田氏代齐的成功，本质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旧贵族的胜利。田和通过"三分晋国"式的政治操作，将周天子册封的合法性转化为权力更迭的遮羞布。这种"以下克上"的模式，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提供了范本，也预示着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
四、历史回响中的文明启示
齐康公的悲剧命运，在战国权力游戏中并非孤例。晋国公室被韩、赵、魏三家瓜分，鲁国三桓专权终致国运衰微，这些事件共同构成春秋战国转型期的历史图景。当田和在浊泽与魏武侯密谋册封时，他们践踏的不仅是姜齐宗庙，更是延续千年的周礼体系。
然而，文明的演进往往伴随着残酷的代价。田氏代齐后，齐国通过稷下学宫汇聚百家思想，最终在齐威王时期成就霸业。这种从权力争夺到文化创新的转变，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旧制度的崩塌虽带来阵痛，却为新文明的诞生创造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