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后期，费祎与姜维的矛盾集中于北伐战略的分歧。作为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核心执政者，费祎始终反对姜维的大规模北伐，其态度之坚决、措施之严厉，深刻影响了蜀汉的国运走向。这场争论不仅是个人理念的碰撞，更是蜀汉在资源有限、国力衰退背景下，对生存与扩张的艰难抉择。
一、费祎的反对态度：从限制到压制
费祎对姜维北伐的反对并非偶然，而是贯穿其执政始终的明确立场。
兵力限制的直接手段
费祎执政期间，姜维多次提出北伐计划，但费祎始终以“兵不过万”为铁律。例如，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率军出西平攻打曹魏，费祎仅拨给不足万人的部队。这种限制并非偶然，而是费祎刻意为之。他曾直言：“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是我等乎？”在他看来，诸葛亮五次北伐尚且无功，蜀汉国力已远不如前，继续消耗资源无异于自毁根基。
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施压
费祎不仅在军事上限制姜维，还通过人事安排削弱其影响力。他提拔陈祗、董允等文臣参与决策，形成对姜维的制衡。同时，费祎本人多次出使东吴，巩固外交联盟，试图通过“联吴抗魏”的间接策略替代直接北伐。这种“守内虚外”的方针，与姜维“以攻为守”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二、反对的深层原因：国力与现实的考量
费祎的反对并非单纯出于保守，而是基于对蜀汉国力的清醒认知。
资源匮乏的致命短板
蜀汉仅有益州一州之地，人口不足百万，兵力不过十万。相比之下，曹魏据有九州，人口数倍于蜀。费祎深知，若大规模北伐，需抽调南中、永安、江州等地的守军，导致后方空虚。此外，蜀道艰险，粮草运输成本极高，万人规模的军队已令后勤吃力，更遑论姜维期望的数万大军。
战略机遇的丧失
费祎执政期间，曹魏内部虽发生高平陵之变（249年）、夏侯霸投蜀（249年）等事件，看似是北伐良机，但费祎认为这些动荡并未动摇曹魏根基。他指出：“司马懿诛曹爽，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表明其更关注曹魏政权稳定性，而非短期混乱。在他看来，蜀汉缺乏一举颠覆曹魏的实力，盲目进攻只会加速灭亡。
文臣与武将的权力博弈
费祎作为文臣代表，需平衡武将势力与皇权。后主刘禅对北伐态度暧昧，既希望延续诸葛亮遗志，又担忧国力损耗。费祎通过限制姜维，既避免了武将专权，又维护了朝廷对军权的控制。这种权力博弈，使得费祎的反对具有政治必要性。
三、矛盾的激化：刺杀事件与国运转折
费祎与姜维的矛盾最终以极端方式爆发。延熙十六年（253年）正月，费祎在岁首大会上被魏降将郭循刺杀。这一事件背后，疑点重重：
郭循的动机争议：郭循原为曹魏中郎将，投降蜀汉后被封左将军，却长期心怀异志。他先试图刺杀刘禅未果，转而瞄准费祎。曹魏事后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称其“勇过聂政，功逾介子”，但追封延迟七个月，引发对曹魏是否幕后主使的猜测。
姜维的潜在关联：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提出，郭循若真为曹魏死士，为何不早行刺？且费祎死后，姜维得以大规模北伐，国力迅速衰败。这些疑点使部分学者怀疑姜维是否默许或纵容了刺杀。
费祎之死，标志着蜀汉从“休养生息”转向“穷兵黩武”。姜维掌权后，九次北伐耗尽国力，最终在炎兴元年（263年）被邓艾灭国。历史证明，费祎的务实策略虽无法逆转局势，但至少延缓了蜀汉的崩溃；而姜维的激进主义，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